二十五年前，“文革”乍歇，百事待興，所有單位的“老領導”、 “老權威”要麼剛剛被“解放”，驚魂甫定，要麼政治結論尚在“待批”之際，以致許多重要的官位職銜虛懸著，中央美院院長之名前面遂加一“代”字：怎麼代法，不知，誰在“代”，亦不知，一説朱丹，一説古元，一説羅工柳，所以至今我也説不出上學那年“代院長”到底是誰。直到翌年年底，塵埃落定：正式出任院長的，是美術界頭號大“右派”江豐先生。 記得那天全體師生大禮堂開會，文化部部長黃鎮起立宣佈江豐任命，眾皆鼓掌。接著又宣佈：“吳作人先生任名譽院長”，又是鼓掌。吳先生穿件中山裝，因與隔在桌子另一端的黃鎮相距甚遠，特意欠身前傾，淺笑著，遙向部長，點頭示意。 江豐復出一事，頗可一説。全國“右派”的正式平反是在1979 年，此前，國中“左”“中”“右”勢力尚在明暗間彼此較量，較量的焦點，自然是人事安排，文藝界亦不例外。一時間，院內上下忽兒竊竊議論江豐亦在復出名單之列。此事非同小可：江豐案，牽連美院五六十年代密密麻麻的人事與恩怨，建國後美院頭一場重災便自江豐獲罪始，“文革”，是其後的升級與失控，中老年兩代教師備受創傷。待局勢和緩，我輩上學，於是有“文革”前的老大學生給我們私下裏講説美院舊賬——不記得怎麼一來，我所在的油畫研究班便有美院60年代老大學生張頌南、老附中生孫景波等幾位動議：寫大字報籲請江豐復出，看看能否贏得院內老師的簽名支援——此舉若由教師出面，動輒觸及眾人的宿疾舊怨，殊不宜，若非及時呼籲，則一旦他人就任，易之晚矣。 不久，大字報果然寫了出來，誰纂的文稿，寫些什麼，忘乾淨了，抄寫者竟是我，抄完了攤在教室地面，墨跡濕漉漉的。是在夜裏，燈亮著，有誰叫了侯一民先生進來看，他看著，意味深長地微笑著，還未表態，當時仍然健在的趙域老師到了——這趙域老師怪人一個，延安資格，進城後據説滿可做到師團級之類，卻是硬要學油畫，結果後半生給了美院了——只見他喜滋滋讀了一遍，口氣乾脆： “老侯啊，我看可以，就這樣貼出去！” 我們於是蜂擁下樓，“就這樣貼出去”，貼在老美院U字樓正廳的破墻面上。翌日，大字報剩餘的紙面簽滿了老師的名字，凡美院聲名卓著的畫家，均在其中，恕不一一。 如今想來，此事真可哀可笑：“文革”後美院高層人事的更易，開其端緒者居然仍是典型的“文革”方式，其時大字報余風猶熾，正式禁止的中央規定是在一年之後。而美院這一紙簽名是否果真促成江豐的復出，我也懵然不知：或許被用作上報文化部的基層“民意”？抑或高層早有打算？老江豐在美術界銷聲匿跡二十年，連美院60年代的大學生也沒見過他，新生更不了解，大家慷慨激昂要他出山，小半是年輕人歡喜起鬨，多半是當年急待局勢變化的普遍心態吧。 不久後的一天，我竟和別的幾位同學坐在江豐破爛的家裏了。誰的主意，誰引見，説些什麼，全忘了，只記得尋到長安街西端一條沿街的衚同口，經人指點，只見老先生坐在小板凳上，佝僂著，活像看管自行車的居委會老頭: 這就是那位解放後接管美院即詛咒國畫家的極左分子麼？（諷刺而合理的是，不少被“錯劃”的黨內 “右派”正是頑固的左派。）這就是那位30年代“一八藝社”的左翼木刻家麼？（日後在魯迅與藝社青年的合影中，我怎麼也認不出哪位是他。）他長得和我外婆一模一樣，講話輕聲細氣……又過了不知多久，一輛黑色轎車輕輕開進美院：老江豐大衣拐杖，慢慢下車，正式上班了。 那時美院的書記是誰呢？書記是陳沛。這樣的延安派老革命現在是看不到了，説話音節頓挫，總像作報告，“文革”中自不免鬥過一斗，此後照樣披件呢大衣，戴頂幹部帽，精神抖擻。1979年寒假將屆，陳書記站在大禮堂正中，身後是黑壓壓剛吃完聚餐的全體師生成扇形環繞著他，環繞著大禮堂撤走座椅的空地，只聽他揚聲説道： “同志們！同學們！在新的一年裏，我們的任務是什麼呢？” 以毛澤東式的手勢朝空中猛一揮，他提高嗓音： “我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 語畢，喇叭一陣雜音爆響，隨即是被過分放大音量的《藍色多瑙河》，旋律猛烈，瀰漫全場。大家漫入空地，磕碰著，嘩笑著，攏腰搭肩，群相旋轉，跳起被禁止十多年的交誼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