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四月，在歐洲刻苦研讀八年的徐悲鴻，帶著精湛的寫生技法和廣博的藝術知識，也帶著他的熱情與渴望，從巴黎回到上海，他要給懷孕的妻子找房子。隨後蔣碧微也回國，托運回了徐悲鴻視為珍寶的裝滿幾大箱子的書畫，有他節衣縮食買來的，有他自己的許多習作和繪畫作品，還有他臨摹的歐洲名畫。 正在上海藝術大學擔任文科主任的田漢，請徐悲鴻到藝大做美術演講。徐悲鴻渴望改革中國美術教育的想法，得到田漢的共鳴。 一九二七年歲末，在霞飛坊徐悲鴻家，田漢、歐陽予倩、徐悲鴻，三位日後在中國藝壇上舉足輕重的大師，在數次深談之後，決定成立自己的藝術團體“南國社”，並起草章程。後來，他們又決定籌辦南國藝術學院，培養時代需要的藝術人才。田漢是院長兼文學部主任，歐陽予倩是戲劇部主任，徐悲鴻是繪畫部的主任。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南國藝術學院舉行開學典禮，田漢致辭，把徐悲鴻與歐陽予倩介紹給大家。他講述學院的教學方針與大體規劃後説，“本學院是無産青年所建設的研究藝術的機關，師生應團結一氣，把學校看成自己的東西。” 此時，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與徐悲鴻接洽，聘請徐悲鴻任藝術系教授，固定收入每月法幣三百大洋。他表示接受，但提出一個條件，自己家仍住上海，不放棄南國藝術學院的教職，每個月有一半去南京，可以來回奔走，中大當即同意了。 經歷八年歐洲藝術歷練的徐悲鴻，不再是舊日的徐悲鴻。八年的臥薪嘗膽，八年的相容並蓄，八年的勵精圖治，已使得他的藝術激情過於飽滿，簡直隨時可以噴薄欲出。徐悲鴻那幾幅撼動國人的大畫，正是集中地産生於其後的一段時間。 在徐悲鴻留學回國的執教生涯中，南國藝術學院是他的第一次嘗試。由於經費緊張，田漢主持的這所簡陋的大學，事務由學生擔任，全院沒有職工，以減少辦學開支。徐悲鴻名聲鵲起，他有國立中央大學的教授津貼，還有他應邀給他所敬重的名流畫像，人家給的潤筆費。至於到南國任教，則不收分文，連上課的車費都自己出。 不久，學院由善鐘路原藝術大學校址，搬遷至西愛鹹斯路。這裡的租金較為便宜，但地段偏僻，住房條件也差，租了兩棟石窟門的舊樓房。田漢與徐悲鴻設計，和師生一起改造用房。把兩棟樓打通了，隔出了教室。又商得房東同意，在頂層給徐悲鴻建畫室。具體做法是，揭去樓頂屋頂的一半，拆了房頂換玻璃，成了一間採光明亮、寬大敞亮的畫室。以當時上海來説，也是一流的漂亮畫室，徐悲鴻覺得非常滿意。 站在中國的土地上，徐悲鴻要畫出中國的油畫。 徐悲鴻似乎急於要將他在西方學畫感受到的宏大史詩氣勢，揮灑在巨幅畫布上。他的耳畔，時常迴響起法國繪畫大師德拉克洛瓦的名言：“繪畫會引起完全特殊的感情，是任何其他藝術所不能代替的。這種印象，是由色彩的調配，光與影的變化，總之一句話，是那種可以稱之為繪畫的音樂的東西所造成的。” 狂飆般的情感在徐悲鴻內心衝撞，要急切地尋求一個突破口。不是小橋流水，不是古樹昏鴉，而要畫出他心中的洪鍾大呂。 也只有徐悲鴻，不滿足於畫幾張靜物或者畫幾幅單個人物，儘管他已經畫得相當出色，他要選擇一個讓中國人怦然心動的畫卷。於是，他的這幅構思已久的大作，就截取了司馬遷《史記》中的一個典故，一個古人殺身取義的悲壯場面。 徐悲鴻畫的是漢高祖劉邦的時代，卻不是一代梟雄劉邦，而是一個站在劉邦對面的失敗英雄。當劉邦消滅群雄、統一天下之際，率眾抗秦的齊國後裔田橫，率五百人困守一個孤島(現名田橫島，在山東)。漢高祖劉邦下詔曰：如田橫來降，可封王或侯，如不來，便派兵圍剿。劉邦對田橫顯然是看重的。田橫帶兩個部下離島，向漢高祖的京城進發。離京城三十里，田橫舉刀自刎。劉邦用王禮葬田橫，封隨田橫來的兩個部下做都尉，兩個部下埋葬田橫，然後也自殺。劉邦派人去島上招降，五百人都蹈海而死。 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徐悲鴻一生寫過無數次的人生格言，鮮明地展現在畫布之上。他選取田橫與五百壯士訣別的悲壯場面，悲莫悲兮生離別！徐悲鴻為什麼處心積慮，要刻畫出慷慨赴死的坦蕩氣質，把一個民族的無畏之氣推向極致？ 也許還是一句老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這是徐悲鴻的第一幅巨作，也是中國第一幅人物眾多的大型主題油畫：高198釐米、寬355釐米。徐悲鴻對每個人物揣摩於心，畫了精確的素描稿，然後畫到畫布上去。除了教課，他就置身於南國藝術學院的畫室，後來又帶到南京中央大學繼續完成，他時常沉浸在忘我的激情中，每天工作到很晚才依依不捨地放下畫筆。 田漢之子田海男説：“《田橫五百士》畫中的田橫，就是以我父親的形象為主畫的。”徐靜斐説：“我記得我父親畫《田橫五百士》，有一個婦女抱一個小女孩蹲在地上，那是我母親和我給他當的模特兒。我父親畫了幾十個人的素描，然後根據素描再畫。畫了兩年多時間，那麼大的一幅，也是我父親的代表作。”
歷時兩年多才最後完成的這幅大畫《田橫五百士》，用純粹的西洋技法，説了一個純粹的中國故事。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當西方人還用一盤散沙的觀念看待中國的時候，徐悲鴻畫出了一個東方民族的堅韌之魂。 一九二八年九月，北平西郊的未名湖畔，又出現了徐悲鴻夾著畫卷的匆匆身影。他此番再度北上，應邀出任北平大學藝術學院院長。此時蔡元培已經辭職，在上海閒居。民國政府定都南京後，北京更名北平，北京大學更名為北平大學。執掌北平大學的李石曾，曾與蔡元培、吳稚暉發起赴法勤工儉###動，是他推舉徐悲鴻的。 徐悲鴻一個人前往。但他在北平大學不到三個月，就無奈地辭職了，他留下了籌劃北平大學藝術學院的種種設想。至於徐悲鴻辭職南歸的原因，其實不複雜。因為改掉北京大學名稱的動議激怒了學生，他們憤而抗爭。徐悲鴻不願面對空蕩蕩的教堂，也不願站在學生對立面，權衡之下，他提出了辭呈。 當“南國”給了徐悲鴻一間寬敞的畫室後，他把所有的畫具也搬到“南國”，每天在“南國”教課之後，抓緊接著作畫。 徐悲鴻與南京這座六朝古都有著深厚的淵源，不僅因為他執教南京中央大學，還因為他曾經為保存南京的古城墻奔走呼號。 今天，南京人提起綿延在紫金山下的城墻，就抑不住地自豪，已經在著手申報世界文化遺産。磚石結構的南京城墻，明代建造33公里，至今保存20多公里，是地球上現存最長的古代都城城墻。現在依然壯觀的南京古城墻，卻曾經差點被拆掉。最主張拆除的，正是當時獨掌軍權的蔣介石本人。 一九二八年的南京，隨著國民政府定都於此，眾多辦事機構遷入，急需建造辦公用房，於是各部門紛紛打報告給國民政府，請求拆除南京城墻，認為既然古代城墻已失去其軍事意義，不如拿城磚建造新房子。大興土木在即，許多部門官員都盯著城墻，畢竟城磚是厚重而結實的最佳建材，可以古為今用，節省不小的經費。 蔣介石兼任校長的南京陸軍軍事學校已搶先行動，準備拆一段離學校很近的明代城墻。蔣介石身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只是國民政府主席還是別人，他得注意公眾形象，便指示學校起草給國民政府的報告。 在南京明城垣博物館的辦公室，曾寫出《南京明城墻》專著的學者楊國慶，給我看他收集的當年一批城墻文件檔案複印件。其中有蔣介石親筆簽名的報告、南京特別市政府的呈文、南京國民政府的批復、徐悲鴻先生的電報。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當時南京特別市政府的市長劉紀文，將一份呈文上送國民政府。其中説，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和南京市特別市政府同意批准拆除一段城墻，所拆的城磚用於修建陸軍軍事學校的校舍。南京特別市政府查無此事。劉紀文否定了南京特別市政府的參與，實際上也就否定了蔣介石的提案。 蔣介石自然不爽，他讓何應欽重新草擬一份報告，承認保護古跡的重要，重點保護臺城一帶的城墻，因為是六朝的古跡，具有保存的價值。但他主張拆除的是明代的這段城墻，從太平門一直到神策門，沒有保存必要，可以拆掉。 蔣介石簽署的這份軍方報告，令當時的國民政府不敢怠慢。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國民政府會議下發232號文件，決定同意南京特別市政府拆除這段城墻。這是正式發文，依此可以拆除這段城墻，並且由南京特別市政府公務局派員和陸軍軍事學校共同商討如何拆除，這段城墻具體位置從太平門到神策門。批文下達以後，當時南京市各大機關高度重視，認為既然有這樣的批文，拆除城墻以解決政府機關辦公建房的用磚問題就好辦了，於是打報告給南京特別市政府，要求提供城磚。 十一月三十日，南京特別市政府感覺到壓力太大，寫了一份報告給國民政府，提出這麼多機關要城磚，究竟滿足誰？這些城磚怎麼給？國民政府下達批復：所有拆下的城磚，由南京特別市政府妥善保管與調配，各機關不得擅自做主。公文履行之間，南京城墻岌岌可危，就等著全面開工的拆除令了。 此時徐悲鴻正在上海，他剛被聘為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還兼任南京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聽説南京明城墻將被拆除的消息，他萬分焦急。其他人還在議論，徐悲鴻卻拍案而起，當即給北平政治分會拍電報，堅決反對拆除這段明城墻。電文説，這段城墻在兩個方面有重要的保存價值。第一，在歷史上；第二，在藝術上。這份電文很快被轉發到南京國民政府，國民政府為此召開了緊急會議。 徐悲鴻作為一位社會名流，在發這個電文的同時向報界公佈，在社會引起了極其強烈的反響。蔣介石惱火了，認為明代城墻沒有用處，保存它毫無必要，而陸軍軍事學校校舍各項工程已開工，急等城磚。於是他再寫一份呈文，以陸軍軍事學校校長的名義給國民政府，説工程全部開工，不能停止拆城磚。 在蔣主席、蔣校長對立面的，竟是一介書生徐悲鴻。他拍發電文，阻止當權者拆除古城墻，並且接受外國記者的採訪廣為宣傳。 徐悲鴻寫了文章《對南京拆城的感想》，以西湖雷峰塔倒地為例，痛陳南京拆城是“續貂之舉”，其中説：“而欲毀世界第一等之巨工，溯其謀乃利其磚。嗚呼！劉伯溫胡不推算，令朱元璋多制億版而甲比，埋之於今國民政府所欲建造之地，而使我四萬萬人拱戴之首都，失其低徊咏嘆，徜徉登臨，忘憂寄慨之樂國也。” 在世俗常人的眼裏，這是一次不成比例的針鋒相對，一方只有丹青墨筆、勢單力薄，另一方卻手握中國的最高權柄。許多人為徐悲鴻捏了一把汗，但他毫不退讓。 徐悲鴻的呼籲得到多方面的響應，社會各界的支援之聲日高。蔣介石也不願觸犯眾怒，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下令停止拆除南京明城墻。 一位藝術家與一位政治人物的掌故，銘刻于白紙黑字之間，完好地保存在原民國政府的中央檔案館，現在的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大聲疾呼的徐悲鴻，最終順從民意的蔣介石，都以自己的方式在南京城墻史上留下了一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