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徐悲鴻蔣碧微搬進南京傅厚崗新居。此前，他們在丹鳳街中央大學宿舍住了三年。那是個人聲鼎沸的大雜院，難免太多不便，不只是一家人加上保姆，住得非常跼踀，徐悲鴻回家畫畫也得佔地方，所以他的一大堆繪畫資料只得放在中大校園的平房裏。身為教授太太的蔣碧微不用上班，可以有大把時間到處閒逛，想想如何擁有獨家小院。 徐悲鴻對此毫無怨言，他畫畫最能將就了。 中大藝術系學生安敦禮在《憶悲鴻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説：“徐先生住房條件很差，連張大畫案都沒有，怎樣畫這樣大的畫幅呢？我提出疑問，徐先生説：‘我是趴在地板上畫的。’我看看地板凹凸不平，這樣簡陋的地板如何畫351×139cm的大畫呢？而且連畫七稿！徐先生説：‘有好條件固然是好，但萬不可只是等待好條件。時不我予，不要把時間消耗在消極等待上。如果好條件一直等不到，怎麼辦？只能用勤奮來爭取。’” 蔣碧微從丹鳳街中大宿舍區出去，逛的地方就在附近。那時金陵繁華之地在城南，如今市中心鼓樓一帶，就算偏僻的城北了，人煙稀少，墳地居多。民國政府遷都南京，舊有城區格式不變，許多機構在城北造建房，有錢的人跟進，房子漸多，人氣也漸旺。 徐悲鴻的薪水是可觀的，但是居家過日子開銷大，要都拿出來買地蓋房，仍有些底氣不足。蔣碧微看中了南京傅厚崗的一塊空地，常與徐家走動的民國###吳稚暉先生慷慨解囊，墊了三千塊大洋。蔣碧微請來的設計師，曾是徐悲鴻學生，自然分外盡心。蔣碧微傾注所有的聰明才智，使得這棟符合畫家教授身份的帶院子的兩層小樓，日見雛形。 吳稚暉何以對徐悲鴻如此慷慨，無疑緣于他們之間的交情。而在徐悲鴻去世後的傳記中，提到徐悲鴻在南京傅厚崗建房，只説是友人相助，吳稚暉之名從沒提起。也難怪，吳稚暉身為黨國要員，在階級鬥爭觀念盛行的時代，當然列入敵對營壘，似乎説到他就會有損於徐悲鴻。其實，作為老同盟會員，吳稚暉不僅深得蔣介石器重，也曾深得孫中山賞識。 我聽説，台灣一家電視臺製作吳稚暉的紀錄片，在大陸尋訪到徐悲鴻給吳稚暉畫的油畫肖像。我沿著這個線索多方查詢，在上海寶山區找到已經九十四歲的吳稚暉侄兒吳余慶。登門拜訪時，吳余慶給我們看台灣版《吳稚暉傳》，扉頁印著一張油畫肖像。 吳余慶説：“這就是徐悲鴻畫的老阿伯（吳稚暉），有徐悲鴻作畫的簽名。原件以前在吳稚暉故居，後來丟失了，南京總統府改建中國近代史博物館，回歸歷史原貌，把徐悲鴻畫的吳稚暉像挂起來，就是按這張油畫照片複製的。” 油畫中的吳稚暉身著立領唐裝，顯得儒雅而有氣度。這幅肖像，是徐悲鴻從法國回國不久畫的。吳余慶解釋説：“老阿伯與徐悲鴻是師生關係。” 這話也對，也不對。徐悲鴻並非吳稚暉的直接弟子，但他確實把吳稚暉尊為師長。徐悲鴻的耿直是出名的。有的權貴給再多的錢，他都不理睬，而他給吳稚暉畫像，並與吳稚暉保持著良好的關係。當年吳稚暉與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創辦中法大學，推動赴法勤工儉###動，資助一大批缺乏經濟實力卻有報國志向的青年人。徐悲鴻是中國政府的官派留學生，不在勤工儉學之列，他卻為吳稚暉教育救國的理念所感動，引為知己。 吳稚暉不肯做官，一手漂亮的毛筆字卻很值錢。吳稚暉給徐悲鴻墊付的錢中，有沒有畫肖像的筆潤，也未可知。當我查閱資料，得知吳稚暉是上世紀六十年代聯合國授予的世界文化名人，才知道我們把他歸於“黨棍”之列，確實太臉譜化了。 徐悲鴻蔣碧微的喬遷之喜是隆重的，女主人在新落成的小院裏組織了小型聚會，畢竟曾經留學法國，刻意營造的浪漫氛圍令人羨慕。 此時，徐悲鴻在中國最有名的大學任教，事業也進入巔峰狀態，理應春風得意的他心情卻是沉重的。“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三省的淪陷，使他無法沉浸在一己的滿足之中。 儘管蔣碧微頗有微詞，徐悲鴻仍給自己的居所起名“危巢”，表達他憂國憂民的情感。他寫下《危巢小記》曰：“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訓，抑于災難喪亂之際，臥薪嘗膽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義也。”他以經石峪字集聯“獨持偏見，一意孤行”，橫題齋名曰“應毋庸議”。 當今已是著名畫家的黃苗子時任記者，到徐悲鴻府陳情問，進了前廳就大吃一驚，還沒看過有人寫過這樣的齋名和集聯，徐悲鴻也不怕犯忌！ 也就在此時，徐悲鴻創作了大幅油畫《我後》。這是一個取材于《書經》的典故，描寫夏桀暴虐，民不聊生，商湯憤然帶兵###暴君，苦難中的百姓們説，“我後，後來其蘇。”翻成白話文的意思是，等待賢明的君主，他來了我們就能得救啦。 畫面上大地龜裂，樹木枯萎，瘦牛啃嚙樹根，一群衣衫襤褸的窮人翹首遠望，眼睛燃燒著無奈而焦灼的期待之火。所有的人看到，都為之一驚！ 舒適的生活和教學環境，沒有使徐悲鴻躲進象牙之塔。他畫的這幅油畫高釐米，寬釐米，有十六個真人般大的人物，竟直接以城區的饑民為模特兒，畫了一群骨瘦如柴、面有菜色的民眾群像，依託中國古代典籍的豐富內涵，深刻反映當時底層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徐悲鴻構思中數易其稿，他用他的畫筆在吶喊。
主管國民黨宣傳文化的張道藩勸他：“別這麼畫，給自己找麻煩！”蔣碧微更是氣憤極了：“張道藩先生是關心你，你是在一天一天把你自己毀掉！” 徐悲鴻一笑了之，沒有中止他的激情創作。油畫在都市沙龍多是高雅閒趣，明明可以畫溫文爾雅，可以畫陽春白雪，足以給徐悲鴻帶來社會聲望和可觀收入，但徐悲鴻選擇的題材卻觸目驚心，仿佛撕下了上流社會不願意面對的一層薄紗。 任何非議在徐悲鴻耳旁，如一陣穿堂之風，不為所動。他堅持完成畫作，這才有了後來周恩來對此畫的高度讚揚，有了中國美術史上的經典之作。 以張道藩深得陳立夫的賞識，在中統CC派高層的顯赫地位，能給人戴上紅帽子，甚至送進大牢，但他對徐悲鴻始終另眼相看，至少表面尊重，保持著彼此友誼。即使他覺得徐悲鴻出格，多是提醒幾句。後來他與蔣碧微走得再近，也沒給徐悲鴻安一個“通匪”的罪名。也許他比誰都清楚，徐悲鴻才氣逼人，就是一個典型的藝術家，不與凡人等同。 而蔣碧微的極端不滿，和她想扭轉徐悲鴻創作方向的不懈努力，固然有她藝術眼光的局限，但要她承擔更多關於政治和道義的責任，其實也有點過分。作為一個著名畫家的妻子，她指望丈夫的畫賣個好價錢，而且不要招惹是非，似乎也是人之常情。如果不是她與徐悲鴻的感情走到了盡頭，她的苦苦相求，也許會有另一種解釋。 然而，對於徐悲鴻蔣碧微的一對兒女而言，盛滿童年樂趣的地方並不在傅厚崗新居，而在搬進傅厚崗以前的中央大學宿舍。在那個溫馨又熱鬧的大雜院，在那個踏著地板嘎嘎作響的舊樓上，徐悲鴻蔣碧微雖然已經不和，但還是有和好的時候，況且他們心照不宣，不在孩子心裏留下陰影。孩子跟著保姆生活，看到的父母和藹可親，笑容滿面。 二○○五年初夏，我在天津城中的一個居民小區，訪問徐悲鴻長子徐伯陽。這位八旬老者面色紅潤，腰板筆直，不知是否接受採訪之故，穿著筆挺的淺色西裝，一頭烏發梳得非常平整。他拿出父親徐悲鴻給他畫的素描給我看。一幅是幼童伯陽，赤身裸體，憨態可掬。另一幅是少年伯陽，手持小銅號在吹，一身童子軍的穿著，神氣活現。 徐伯陽的回憶自南京始：“從我有記憶的時候，那是兩歲左右，我妹妹剛剛出生，我家住在南京中央大學宿舍，是我幼年生活最溫馨的一段時期。 “每天早上我父親起來幫我做早餐，牛奶、烤山芋。我母親早上懶得起來，就在屋裏開留聲機放唱片。那些音樂對我影響很深，我後來學古典音樂，就是從母親這兒啟蒙的。那時母親找了個宜興的保姆劉媽，她後來把她十六歲的女兒同弟帶來了，專門抱我妹妹。她早上經常帶我們去買油條、燒餅。雖然事隔很久，但那段記憶我老是忘不掉。 “從丹鳳街中央大學宿舍搬到傅厚崗後，我們家的房子是大了，有大花園，可父母之間不和睦了。總見不到父親，他就是在家，也是畫畫，要畫好幾道才完成一張。那時起，我對我父親印象比較淡，有時他帶學生到郊區去寫生，也帶我去。 “一九三四年他們從歐洲回來，關係也比較好。那時我早上起來都要到他們房間去請安，一人親一下，然後下樓吃早飯。以後父親就出走了，到廣西去了。” 在南京出生的徐靜斐（麗麗）與哥哥徐伯陽有同感。在她看來，傅厚崗的徐家生活是富足的，簡直有點奢侈。她從童年到少年，作為徐家小姐什麼都不愁，在眾人呵護下度過了最難忘的日子。她説：“那時，我們家裏有六個傭人。” 六個傭人？我不敢想像：“家裏多出六個人，有多少活可做啊？”徐靜斐給我描述了當年中央大學教授家的排場生活。全家人靠徐悲鴻300大洋薪水過活，當然還有繪畫收入，蔣碧微不用外出謀職，丈夫養家似乎天經地義。家裏有六個傭人忙，三女三男。但是並不存在經濟負擔，當時物價很低，人們購買力相對很差，教授的錢足夠了。 徐靜斐説：“從宜興老家來的劉同弟，專門帶我。有個丫頭叫阿腳，在我們家帶我哥哥伯陽。劉德寶，是我們家看大門的，劉同弟的哥哥。劉同弟媽，我們叫她劉媽，管燒飯，她是最早來我們家的，後來劉媽又把她的一家人，都從鄉下接來了，在我們家做事。史坤生陪我父親裱畫，買古董，拿古董的，一直在打雜，以後和劉同弟結了婚。還有個阿金，是拉黃包車的，負責送我們兄妹倆上學，放學了再接回家。那時沒汽車，出門就是坐黃包車。” 徐靜斐對劉同弟的感情很深，不是母女，勝似母女。劉同弟已經七十多歲，稱得上最熟悉徐悲鴻一家的人，一輩子跟徐家所有的人分不開。她是宜興同鄉人，跟著母親到南京徐家當保姆，把徐靜斐從小帶大。徐悲鴻與蔣碧微分手後，她又跟了蔣碧微多年，跟到台灣，直到蔣碧微晚年，她也年紀大了，做不動了，才離開，回到子女身邊。 當我打電話到台北的劉同弟家，説我要採訪她。老人家聽力很好，聲音洪亮，一口濃重的宜興口音，透著一種興奮：“你要問徐先生的事，多啦，我能説啊。我十幾歲到他們徐家帶小孩，後來跟蔣先生，一直跟到六七十歲離開，以前沒有人問我啊。”
她説她在家摔了一跤，腿腳不方便，走路要撐支架，要不然她就回大陸看看了。 “那時徐先生和蔣碧微有兩個小不點嘛，他們在南京啊。後來徐悲鴻就叫他的丈母娘，找宜興人來看他的寶貝女兒、兒子。那我媽媽樂的了，還種什麼田啊，到南京去多好，好像出國一樣的。那個時候，到南京是這樣子，那個時候我只有十幾歲了。他的女孩子小嘛，我都喜歡抱她、逗她。小孩子一哭了，我媽媽沒有旁的，就罵我沒帶好，小孩子哭了嘛！ “我媽媽罵我呢，那徐先生就説她：你為什麼罵同弟呢？又不是同弟弄她摔的，她自己摔得哭的。徐先生有兩個小孩子，伯陽，麗麗，有時候要到學校送飯。當然不是當我的面講的，我有聽到聲音啊，他説蔣碧微，這種天這麼熱，為什麼叫同弟去送飯呢？那時我小啊，好像徐悲鴻有一點偏袒我，那種天就不要叫同弟去送飯了嘛！有的是人啊。” 幾件極小的事情，感動了做保姆的劉同弟幾十年。也許是因為出身貧寒的緣故，已經是名畫家、名教授的徐悲鴻，對來自底層的人有一種真誠的同情。 相比較，教授夫人蔣碧微對人要厲害得多。雖然是宜興同鄉，劉同弟對蔣碧微就有些怕，她直説：“徐先生是個大好人啊，蔣先生也不壞，但脾氣太大。” 一九三三年，從法國留學回國五年的徐悲鴻，有感於外國人對於中國的茫然，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他親自出面張羅，前往歐洲舉辦中國美術展覽會。他深知，藝術交流是雙向的，中國人到歐洲留學取經，也應該讓歐洲人了解中國藝術。籌集辦展經費時要取得銀行信任，徐悲鴻以他自己房産作抵押，這才徵集了中國當時最優秀的一批畫作。 把自家宅院看得很重的蔣碧微表現大度。用傅厚崗房地契抵押借款，不能説沒風險，而她並無怨言。就像家裏最大的一間朝南房間辟為徐悲鴻畫室，她覺得理所當然。徐悲鴻聲名鵲起使她很光彩，她不再抱怨徐悲鴻埋頭作畫，而希望他不問世事，在藝術道路上心無旁騖。徐悲鴻去國外辦展的志向，在她看並不出專業範疇。 徐悲鴻再次登上海輪赴歐洲，蔣碧微同行。這是他們離開多年後，重返歐洲的一次藝術之旅。前一次是一個人留學官費兩個人花，吃盡捉襟見肘的苦頭。而這一次是帶著一大批中國藝術品，以成功藝術家身份前往，心態大不相同。據蔣碧微説，本來孩子年幼，而且南京新居還沒有佈置停當，不想和徐悲鴻同去，但她怕別人“乘虛而入”，她不能不警惕。她還説：“也想趁此機會，看看是否有重歸於好的可能。” 徐悲鴻興致勃勃地趕到巴黎時，卻節外生枝，差點陷於困境。一位友人曾許下諾言，除了徐悲鴻籌措一部分款項，其餘都由他負責。不料此人突然回國，留下一張口頭支票。經費差得太多，而中國畫展的消息卻已經在巴黎傳出，徐悲鴻進退兩難。斷了經濟後援，如果畫再賣不出去，即使開了畫展，回國旅費也夠嗆了。 徐悲鴻急忙找中國駐法國使館，可是使館並不知情，也拿不出錢幫忙。他只好寫信給當時民國政府###，説明畫展迫在眉睫，已經沒有任何退路，很快國內寄來了一筆錢。留法學美術的中國留學生也跑來幫忙，預定的畫展如期進行。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中國美術展覽會在法國巴黎外國當代美術博物館舉行，參加開幕式的有各界著名人士三千人，畫展受到極大重視。經友人盛成介紹相識的法蘭西院士瓦萊西親自前往，還寫了熱情洋溢的評論，對出自中國近代畫家的“手繪佳作”大加讚賞，從而轟動法國藝壇，成為巴黎主流媒體關注的焦點。 徐悲鴻帶去的畫作賣出十二幅，困擾徐悲鴻的經費問題得以解決。此後的數字令人鼓舞：觀眾達三萬人以上，展覽應觀眾要求延長十五天，目錄反覆加印三次，報紙介紹文章達二百餘篇。這是徐悲鴻把中國藝術推向世界的第一步，大獲全勝。 繼一九三三年五月在法國舉辦中國畫展之後，六月徐悲鴻在比利時舉辦畫展，十一月在德國舉辦畫展，十二月在義大利舉辦畫展，都取得巨大成功。徐悲鴻以他的藝術造詣和非凡毅力，在歐洲樹立了一個了解中國的坐標，贏得了崇尚藝術的歐洲人的廣泛尊敬。 一九三四年四月，徐悲鴻應蘇聯政府邀請，赴蘇聯舉辦中國近代畫展。五月七日，中國近代畫展在莫斯科紅場旁的歷史博物館開幕。六月十九日，中國畫展移至列寧格勒（聖彼得堡）的冬宮（艾爾米塔什美術館）繼續舉行，盛況空前，使徐悲鴻大受感動。這是俄羅斯土地上舉辦的第一個中國近代畫家的繪畫展，而徐悲鴻也是第一次走近俄羅斯。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玉貞曾在俄羅斯做訪問學者多年，她説：“列寧格勒過去是沙皇俄國首都，那裏有著名的艾爾米塔什美術館，陳列世界名畫，徐悲鴻先生的畫就在這個畫館展覽。俄羅斯有豐富的繪畫歷史，也有一代又一代藝術家，比如説巡迴展覽畫派，像列賓、像蘇裏柯夫、像克拉姆斯柯依等等。徐悲鴻先生的畫受到大家歡迎，被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收藏，把他列入世界級繪畫大師的行列。” 南京師範學院教授譚勇當年是一個求學少年，他看到徐悲鴻在國外的報道，對於這個外國人佩服的大畫家大為欽佩，觸發了投到徐悲鴻門下的動因。
譚勇説：“我最痛恨上海租界的牌子，有一個寫著:‘狗與華人不得入內’。我愛看上海出版的《良友》雜誌，有一面彩頁介紹徐悲鴻是個畫家，在蘇聯莫斯科大顯身手，講中國畫，攤開紙頭畫馬，圍滿外國人在看，聚精會神。我覺得中國人還是有本事的，徐悲鴻能夠在外國人面前，顯示我們中國的文化！我就留了個印象，徐悲鴻是這麼一個人！”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在許多歐洲人的心目中，還是一個任人宰割的無知形象，徐悲鴻帶去的不只是東方繪畫，還有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 説是拯救一個民族未免過分，但徐悲鴻所作所為讓歐洲人耳目一新，卻也是不爭的事實。有人曾經問林語堂，學中國畫要多久？林語堂説，五千年。 這正是徐悲鴻向世界表明的一種驕傲。 這些中國畫所蘊含的東方曲筆，歐洲人是否真正理解，我們無從考證，也許徐悲鴻本人也不在乎。他的畫論曾透露他的追求：“立大德，創大奇，為人類申訴。” 一九三四年八月，徐悲鴻夫婦結束第二次歐洲之旅，回到南京。接風洗塵的高潮過去，傅厚崗六號有過短暫安寧。成功的喜悅，似乎給他們的感情帶來了轉機。 然而，徐悲鴻與蔣碧微這一趟橫跨歐亞大陸之旅，似乎貌合神離。在外人看來，他們是一對美滿的夫婦，舉止優雅，相伴而行。蔣碧微作為一個中國藝術家夫人，天生麗質，談吐機智，也給徐悲鴻形象加了分。但這些榮耀畢竟浮于表層，他們的內心裂痕仍在潛動，並沒有因此而悄然彌合，反而因藝術趣味與生活觀念的矛盾衝突猶甚。若干年後蔣碧微寫回憶錄，提到重返歐洲的這一次著名畫展，雖然徐悲鴻已由一個貧困留學生成為一位受人尊敬的藝術家，她仍然不屑一顧，描述徐悲鴻的儘是一些看不順眼的瑣碎細節。她的眼裏沒有藝術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