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年的一個夏日，在北京王府井帥府園的中央美院舊址，一片被拆房屋環繞著的展覽館內，寬敞展廳燈光明亮，十多位退休老教授組成的合唱團高唱《抗敵歌》：“中華錦繡江山誰是主人翁？我們四萬萬同胞。強虜入寇逞兇暴，快一致持久抵抗將仇報。家可破，國須保，身可殺，志不撓，一心一力團結牢！努力殺敵誓不撓！” 老教授們將在北京抗戰勝利紀念演出時登臺高歌。八十四歲的徐悲鴻學生梁玉龍教授站在隊前，挺直腰揮手指揮。我眼前白髮飄飄、群情激奮。他們是如雷貫耳的名人，卻聽從梁玉龍教授一聲召喚，從北京四面八方而聚集一堂，仿佛回到年輕歲月。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馮法祀説：“我是一九三三年考取國立中央大學的，在大學裏頭有個歌咏團，我們唱黃自作詞的《抗敵歌》，徐悲鴻就聽過。後來演劇隊到了重慶，有一個抗戰八週年總的彙報演出，就唱這個歌，徐悲鴻也在台下聽。” 在馮法祀和同學引吭《抗敵歌》之時，徐悲鴻的確坐在台下，聽著他那些滿腔悲憤的學生，發出救亡的吼聲。學生們所敬重的徐悲鴻，對於民族的痛苦與危難，從來不是無動於衷，他用自己的方式呼喚民族的新生。法國留學結識的友人黃孟圭出任福建省教育廳長，請徐悲鴻畫福建籍烈士蔡公時。外交特派員蔡公時與濟南日軍交涉竟被慘殺，徐悲鴻以油畫《蔡公時濟南被難圖》銘刻濟南慘案的悲劇，感動了無數人。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徐悲鴻揮筆創作國畫《壯烈之回憶》，以昂首啼鳴的雄雞，表達他對淞滬抗戰勇士的敬意，頌揚一個民族的頑強不屈。題記曰：“廿六年一月廿八日，距壯烈之民族鬥爭又五年矣，撫今追昔，曷勝感嘆。”就在一個月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和楊虎城扣押蔣介石，發表要求停止內戰的通電，迫使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和聯合抗日的條件，全民族的抗戰局面初步形成。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日本軍隊大舉進攻中國，中國守軍節節敗退。徐悲鴻從桂林趕到南京，民國政府的首都已是日機空襲的目標，常有警報聲不斷。傅厚崗的院落仍然綠樹濃郁，女主人蔣碧微仍然風度翩翩，她對徐悲鴻的歸來卻是冷若冰霜，把臥室讓給徐悲鴻，自己搬到起居室。徐悲鴻曾勸蔣碧微與他一同去桂林，被蔣碧微拒絕了。南京政府即將遷往重慶，徐悲鴻給蔣碧微留下一筆路費，讓她帶著孩子和傭人搬到四川，躲避戰亂。他回桂林前，把家裏的事託付給老友張道藩。 徐悲鴻當然不會想到，此時蔣碧微已心有所屬，熱心照顧徐悲鴻一家人的張道藩，填補了徐悲鴻出走後的空缺。張道藩常來常往，對蔣碧微百般呵護，對兩個孩子也十分關愛，儼然這家的男主人。橘黃色的燈光下，有張道藩與蔣碧微品茗暢談的身影。明亮寬敞的大畫室，是張道藩偶爾沾墨揮筆、陶冶性情的地方。 三十年後，蔣碧微在台灣把她和張道藩的纏綿情書公之於眾。她如同一個癡情女子似的説：“像文人另取筆名一樣，在我寫給他的信上我用了一個代字‘雪’。他也把原有的名字‘振宗’專為給我寫信用。道藩起先不贊成我用那個‘雪’字，因為他怕雪太容易溶化，後來，他又熱烈地贊成，由於他找到了新的詮釋。他寫給我的一封信曾説，親愛的雪：我本來不願意你用這個名字，因為雪雖然很潔白，但是太容易溶化了；可是我現在叫你雪了，就讓你自己所選的這一個字，永久留在我心坎上吧。” 蔣碧微回信道：“宗鑒：惟冀天可憐吾，予吾以勇氣，再續此無聊生涯，以盡吾未了之職責。念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抑天之遇吾，又何嘗雲薄哉!長天悵望，愁入雲寰，漫書尺素，和淚寄君，惟願相敬相愛相憐惜，而相矢勿渝也。” 三天兩頭見面，卻情書不絕。儘管已有家室，仍私語切切。蔣碧微仿佛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女，而張道藩也脫下一本正經的官員面具，變成一個卿卿我我的情聖。他們相約演繹“這段神秘不可思議的戀愛故事”。張道藩身邊不乏美女，但他發誓：“我誠心希望我將對女性的愛集中在你一人身上，以作我此生此世愛的一個總結。” 徐悲鴻是否知道蔣碧微與張道藩的曖昧之情，無法考證。徐悲鴻留法同學邵洵美説過，在留法學生的那個圈子裏，都知道張道藩愛的是蔣碧微，只有悲鴻天天跑去畫畫不知道。至於張道藩與蔣碧微在南京舊情復萌，徐悲鴻是毫無察覺，還是佯裝不知，都讓人難以定論，因為徐悲鴻從沒提起蔣碧微的外遇。 直到蔣碧微在回憶錄中公開她與張道藩的苦苦熱戀，人們對於他們的褒貶不一，延續至今。尤其是蔣碧微的親生兒女，基本持否定態度，他們是曾見證過這一段歷史的人，有他們的發言權。然而，兒女的角度與本人的角度，為什麼竟有黑白之分？因為蔣與張游離于傳統的婚姻制度之外，還是因為他們讓兒女感到了丟臉？ 在戰爭烽火當中，張道藩把無依無靠的蔣碧微與一對兒女送上輪船，在逃難的前後歷程中，他用情專一，細緻地幫她料理許多瑣事，包括幫她父親蔣梅笙謀一份講課的教職。如此深切地看望與安撫，幫助她度過最艱難的亂世。張道藩為此樂在其中，他對蔣的評價是，“十多年嚴格觀察下來，惟一夠得上是我理想的愛人”。
而張道藩的為人，因為他是國民黨的文化高官，給他的形象蒙上了一層陰影。張道藩畢業于天津南開中學，一九一九年赴歐“勤工儉學”，與徐悲鴻以官費生赴歐是同一年。就讀于英國倫敦大學美術系，又轉到法國，入學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步了徐悲鴻後塵。在法國時參加“天狗會”，與徐悲鴻蔣碧微是好友。他自稱，在巴黎與蔣碧微第一次見面，就對她的美貌與氣質所傾倒，無奈于“名花有主”。 張道藩回國後被蔣介石看中，畫技就此止步，仕途卻一路走高。他歷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交通、內政、教育等部次長，曾發起成立中國文藝社，創辦國立戲劇學校。在日本侵華意圖日益明確之時，張道藩力主抗戰，親自寫劇本鼓吹抗日之聲，徐悲鴻寫過劇評《張道藩先生近作話劇》，刊登在《中央日報》。 一九三八年，張道藩發起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兼任主任。遷都重慶後任國民黨宣傳部長，並兼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簡稱文運會）主任。而張道藩主管抗戰宣傳時，也確實努力做了不少事，前面説到他曾與徐悲鴻、宗白華一同擔保田漢出獄，就是一例。而我們現在看到的不少愛國影片與歌曲，就出在那一個非常時期。顯然，張道藩效忠於國民黨，與共産黨理念不合，但不乏愛國熱忱。 我到台灣採訪，聽一位老作家談到張道藩，説這位“黨國部長”在台灣文化界頗有口碑。一九五○年台灣立足未穩、百廢待興，張道藩創辦“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培養鼓勵一批青年作家、詩人，這些人後來成為台灣文壇精英。 張道藩留洋學畫出身，也時常作畫自娛或贈與他人，與他的政壇佳績相比，當然差距甚大，與徐悲鴻相比，更不可同日而語。但因此説他的畫一無是處，也不符合事實。張道藩曾向齊白石拜師做入室弟子，而齊白石對其藝術造詣給予肯定，曾在他的一幅《鳳尾花》上題款：“道藩仁弟自及門以業，作畫此屬第一幅，氣勢高下，不似初學，純是中國畫派。此花名鳳尾，能舍胭脂氣，予之嫡派也，予喜之，因題記歸之，丙戌八十六歲白石。”專家告訴我，他留給蔣碧微的畫，不著商業色彩，頗有清新之氣。 其實張道藩在徐悲鴻生命中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儘管進入的方式有些特別。為什麼蔣碧微見多識廣、閱人無數，卻把許多讚美之詞送給他，説他熱情洋溢、體貼入微、忠實可靠，死心塌地地愛他？恐怕不是毫無根據吧。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徐悲鴻在廣州、長沙、香港舉辦畫展後，到達重慶，繼任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此時，蔣碧微帶著兩個孩子已經從南京來到重慶，住在渝簡馬路一處名叫“光第”的私宅，這是山城的一棟兩層樓房，二樓租給了三戶人家，蔣碧微租了兩間。徐悲鴻在青年會的朋友那裏住了一夜，次日在那裏碰到了蔣碧微。 徐悲鴻不會想到，蔣碧微會把她生活的一切，都不曾遺漏地寫信告訴張道藩：“宗：清晨六時起身，因為我要送孩子上學，七點鐘出門，到川東小學辦完一切手續，留下兩個孩子在校上課。步行出來，忽然天氣放晴，陽光顯露，精神為之一振，因此我就去青年會看朋友。到了那兒，竟然聽説悲鴻已于昨天抵渝，就住在青年會。不久他被朋友喊出來和我見面，彼此握一握手，仿佛無話可説。朋友邀我們一道出去逛馬路，我默察他談話時的語意，大概他很想搬來我家裏住，但是他既沒有明説，我當然也就裝不知道。” 對於蔣碧微的冷漠，也許徐悲鴻早有思想準備，畢竟他們彼此傷害得太深。他深知蔣碧微的脾性，只是猜不到她的態度背後，還有另一個人的影子。還在他到重慶之時，蔣碧微收到了張道藩的信：“雪：我今早苦悶極了，什麼緣故我也不知道，我不能見你，有了苦向誰訴去?雪，你此刻會在想念我嗎?我精神的無線電你會感應到嗎?計算‘他’也快到了，你或者又要受氣了。雪，我心裏難受得不能支援，我希望今天有什麼可以安慰我一下，最好是收到你的信。唉!你已經寄了給我嗎？它今天恰巧會到嗎？” 蔣碧微有點奇怪，張道藩信裏説“計算‘他’也快到了”，應該是長年奔波在外的徐悲鴻，他怎會知道徐悲鴻快到重慶了呢？以張道藩的地位和身份，其實不難知道一個畫家的行蹤，他卻以如此委婉的語氣轉告情人。 顯然，張道藩是戀愛行家，他知道蔣碧微吃軟不吃硬，從不命令她做什麼，卻讓她心甘情願地獻身，而徐悲鴻性格耿直，做什麼和説什麼，都是坦然自若，他以此真誠面對他的友人，得到了很多的友誼和回報，可與蔣碧微相處屢屢碰壁。 當時陪同徐悲鴻回家的，是老友徐仲年、顧了然，也與蔣碧微相識。徐悲鴻帶上兩管玉屏簫和一件貴州生絲衣料，送給蔣碧微當見面禮。徐悲鴻也給兒女帶了禮物，孩子歡呼雀躍。在表面的一派祥和氣氛之下，是蔣碧微的感情排斥，她所有的牽掛早已全部給了她的情人：“我對於道藩的惦念與日俱增，正在愁腸百結，憂心忡忡的時候，忽然一片陰霾閃進了我們草草布成的‘光第’寓所，閃進了我的生命，使我的生活與感情雙方面，起了莫大的波瀾，陷入無比的困擾。” 第二天，徐悲鴻住進吳稚暉先生家，就在“光第”私宅的對面山坡之上。當時，同住的還有呂斯百、吳作人夫婦，徐悲鴻對他們説：“從來沒有見過這種事，佈置好好的家，不讓我住！就算我是個朋友吧，她也應該招待啊，何況她用的還是我的錢！”
蔣碧微記下了她與徐悲鴻的再次相遇：“午間吳夫人邀往便餐，悲鴻亦在座，未交一語。蓋自上次被拒以後，彼認為大失面子，故從此即未再來我家，雖于他處相遇，亦視同陌路。我私心竊願如此，所以反得泰然處之……” 徐悲鴻依然按他的想法行事。法律上並未解除與蔣碧微的事實婚姻關係，他理所當然地把蔣碧微安的新家，當作了自己的家。孫多慈已經回安慶老家，徐悲鴻似乎預感到孫多慈家庭的阻礙難以逾越，超過師生的感情可能無疾而終，他寫信勸她不要放下畫筆，此外已無他想。他覺得可以面對蔣碧微了，便去跟她商談。 徐悲鴻説：“現在，我要我的家。”蔣碧微説：“我從來沒有説過，這裡不是你的家。”徐悲鴻説：“那麼，我明天搬回家來。” 徐悲鴻搬進“光第”，他帶來了行李，還拎著一串螃蟹。重慶不同於江南，螃蟹是稀有的珍品，有錢也難買到，同住“光第”的友人都説，徐悲鴻居然買螃蟹回家，這回他們該和好了吧。然而，徐悲鴻的歸來，並沒給他和蔣碧微的感情帶來轉機。與徐悲鴻日日相對，竟成為蔣碧微的負擔，她趕緊寫信，讓張道藩別把信寄家來。 背著徐悲鴻，蔣碧微仍給“宗哥”寫信：“悲鴻搬來已三日，看來頗具決心，以圖和好，而我心乃益難堪矣！數日以還，我日夜望汝之消息，同時亦憂慮信件落入人手，則將奈何？昨晚六時余，我等正在晚餐，而汝信遞到，幸趁蓋章之便，得將筆記抽出，但此心跳躍不止矣！頃彼出門，乘隙為汝寫此數語，不識汝亦知可憐之雪，日夜夢魂顛倒，想念于汝否?” 徐悲鴻與蔣碧微重新住在一個屋檐下，找不到共同語言，似乎只是為了維持一個所謂的家，而這個家更像一個旅店。直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因為蔣碧微一個外甥考學的事，他們爭了幾句，就像一顆火星濺在幹柴上，燃起了熊熊烈焰。 當時已是少年的徐伯陽説：“我父親一回來，我們都很高興，可是沒幾天為了三表哥的事情，和我母親吵架，吵得分開了。三表哥從淪陷區逃到重慶，他準備報考中央軍校，是空軍。我父親就講了一句難聽的話，他説，國家花的錢買的飛機讓他開，非掉下來不可。還説，這人學不了什麼東西。我母親就説，我家的事，你別管。” 試想，如果沒有感情裂隙，這件瑣事可能就過去了，可他們本來就心緒惡劣，蔣碧微向來不肯甘拜下風，爭吵的延伸是抖落陳年往事，彼此傷害。 次日清晨，徐悲鴻起床收拾行李，蔣碧微知道他又要離家，只是冷眼旁觀。徐悲鴻留法的同學郭有守住在近處，一大早跑來串門，見徐悲鴻在捆綁物品，吃驚地問他幹什麼呀，徐悲鴻情緒激動地説：“人心已變，不能再住下去了！”郭有守勸他：“你這是何必呢。”徐悲鴻搖了搖頭，拎著行李下樓。 郭有守送徐悲鴻出門，看著他走遠。而蔣碧微在樓上，神態無動於衷。郭有守以為她生氣，不知道她並不氣，她不打算和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