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公開宣傳抗日救國的著名劇作家田漢，突然在上海被捕，後被押解至南京。別人躲之不及，徐悲鴻卻趕緊到府，去安慰田漢的妻子與老母親，同時設法打聽消息，多方奔走營救。在徐悲鴻的熟人中，張道藩雖然不算地位最高的，但最有能力救田漢，因為張道藩是國民黨主管文化宣傳的官員。徐悲鴻去找張道藩，請他務必幫一把。 看在徐悲鴻的面子上，張道藩點頭同意幫忙，條件是田漢出獄和其他人一樣，得有擔保人。徐悲鴻何嘗不知道擔保人的風險。田漢已被特務機構盯上了，再有犯忌的事，擔保人就得受牽連。張道藩明知田漢的個性，出獄後絕不會沉默，提醒徐悲鴻，敢擔保就得敢承擔風險。救朋友要緊，徐悲鴻不惜兩肋插刀，他請宗白華教授幫忙，同當擔保人。但是擔保人需要三人，還缺一人，徐悲鴻只得找張道藩，張道藩同意簽字畫押。 以往所有的文章中，寫到徐悲鴻保田漢出獄，從來沒有提到張道藩也是擔保人。田漢之子田海男告訴我有三個擔保人，而當時田漢名氣雖大，與張道藩並不相熟，張道藩願意擔保，也是因為徐悲鴻的面子。田海男那時還小，在南京見過張道藩，他説張是個文官，瘦高個子，很有涵養的樣子。而當時東北淪陷的大背景，民間一片抗戰呼聲。 保釋田漢的理由是急需監外就醫手術，因為田漢確實生了背癰，高熱不退。張道藩的一大堆頭銜中，有一個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次長，受徐悲鴻之托，張道藩到監獄去看田漢，當面向他提出了出獄的三個條件，一是不做政治活動，二是不離開南京，三是不離開中國。關於第一條，張道藩對田漢補充説：“搞搞戲也還是可以的。” 田漢出獄後被送進南京鼓樓醫院開刀，在床上趴了兩個多月。田漢家住在丹鳳街28號樓下，樓上就住著監視他的便衣特工。徐悲鴻時常探望，並不避嫌。徐悲鴻與田漢的靠近，蔣碧微自然不高興，但徐悲鴻不理睬，依然把田漢視為知己。其實蔣碧微也是好客的，對於友人，向來非常熱情，只是對於田漢例外，生怕田漢的政治傾向影響了徐悲鴻。 此時徐悲鴻與田漢情感上的共鳴，不僅是老友與老友的關愛，更是一對血性男兒的心靈撞擊，不帶世俗功利，這是蔣碧微所難以理解的。 田漢長子田海男向我講述田漢與徐悲鴻的生死之情：“我父親一九三六年還被國民黨關在牢裏頭，當時在南京上演了他編劇的電影《風雲兒女》，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傳遍了全中國。當徐悲鴻伯伯聽到這首歌以後，寫了一篇評論説：‘垂死之病夫偏有強烈之呼吸，消沉之民族裏乃有田漢之呼聲，其音猛烈雄壯，聞其節調，當知此人之必不死，其民族之必不亡。’徐悲鴻激勵老友，田漢是不會死的，中華民族是不會亡的！” 徐悲鴻請張道藩出面營救田漢，也成了一柄雙面刃。固然張道藩親自出面，田漢得以“保外就醫”，投入他所鍾愛的戲劇事業，但張道藩在國民黨的政治地位，又給田漢的紅色生命拴上了一個死結。到“文革”風暴翻捲時，你田漢一個革命黨人被張道藩擔保，你還能説得清嗎？ 田漢百口莫辯，大概也是徐悲鴻生前絕想不到的。 當國難當頭，徐悲鴻把他的憂思之情傾注在畫紙，蔣碧微仍喜歡交際，家中高朋滿座，只是對男主人備感疏離。她曾這樣描述：“到了一九三六年前後，我們夫妻倆由於情緒惡劣，常常爭吵。橫亙在我和悲鴻之間的，已經由絲絲的縫隙而成寬深的鴻溝，我看不出有什麼重圓的徵兆，或者是和好的契機。果然，悲鴻與我的距離越來越遠，行為表現極端任性，絕頂荒誕。除掉回家睡覺外，整天都在中大，不是上課，就是畫畫。” 這時，徐悲鴻做出一個重大的決定，離開首都南京，赴廣西作畫。也許由於徐悲鴻的聲望，國立中央大學不接受他的辭呈，仍保留他的教授聘任。臨行前，徐悲鴻與蔣碧微已經沒有爭執的激情，有的只是冷靜的對話。蔣碧微説：“對於你的所作所為，我自己沒有什麼意見。”但她轉述了幾位朋友的看法：“你今天的地位已經相當高，你實在不需要再這麼沽名釣譽，到處奔波；你是一個藝術家，最好是不要捲入政治旋渦。”徐悲鴻説：“我知道，能夠娶到你這麼一位太太，我應該滿足，但是你未免遇事過於挑剔，使我無法應付。” 以上對話的大意，是蔣碧微在若干年後回憶的。 徐悲鴻在同事和學生的依依不捨中，遠行廣西。 徐悲鴻選擇廣西並非偶然。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民眾抗日救亡的呼聲，形成的矛盾日益尖銳。廣西、廣東爆發要求抗日的“六一運動”，並向全國發出通電，呼籲南京政府順從民意，領導抗日。桂系將領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等通電錶示擁護，願為國家雪屈辱，為民族爭生存。此舉讓徐悲鴻十分激動，將桂系將領視作英雄。 於是，在徐悲鴻的筆下，出現了一幅難得的油畫《廣西三傑圖》。按現在評論界的習慣劃分，應該是一幅軍事題材之作。廣西軍政主帥李宗仁、副帥白崇禧、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三位將領騎在戰馬上，一身戎裝，氣宇軒昂，急驟的馬蹄與嘹亮的軍號聲猶在耳際。他們的背面是桂林山水，似乎象徵著他們保衛故土的堅強意志。
歷史證明，徐悲鴻為之畫像的這三位將領確是抗日英雄。其中李宗仁指揮的臺兒莊大捷、白崇禧指揮的諸多會戰，都是中國抗戰史的經典戰役。 誰都知道徐悲鴻喜愛畫馬，而很少有人知道，徐悲鴻選擇三位將領的騎馬瞬間，酣暢淋漓地表現馬上英雄的不凡氣勢。也難怪，畫中的將領穿著國民黨軍服，他們也曾被劃入敵對一方。因此，雖然這幅畫的名字在出版物中提到，見過它的人卻不多。當國共抗戰史的評判更趨於理性與客觀之時，也正是它“重見天日”之時。 在廣西生活期間，作為畫家的徐悲鴻，被廣西省政府聘為顧問，和這些桂系將領們常有來往，他們品茗賞藝，暢論天下，順便也談談辦學經費。徐悲鴻給友人寫信説，他將在桂林辦一所藝術學校，已經得到廣西當局的首肯。與徐悲鴻同時期的教育家非常困惑，為什麼別人想要找到一點辦學善款比登天還難，而徐悲鴻卻在談笑風生之間把事情辦妥？ 其實這是徐悲鴻一輩子的做事原則。一個人只需胸襟坦蕩，舉手投足皆見真性情，不管他人如何議論，一意孤行。 如今，桂林古城墻上似乎依然回蕩著徐悲鴻講課的聲音。廣西美術培訓班教室就設在古城墻樓閣，可惜毀壞，但樓閣旁的大樹還在，見證了一個藝術家的澎湃熱情。徐悲鴻不僅將藝術思想，也同時將救亡呼聲，傳達給自己的學生：“我自度微末，僅敢比于職分不重要之一兵卒，盡我所能，以期有所裨補于我們極度掙扎中之國家。我誠自如，無論流過我無量數的汗，總敵不得我們戰士流的一滴血。但是我如不流出那些汗，我會更加難過。” 一天，徐悲鴻乘船沿漓江來到陽朔，上岸見到一所古樸的房屋，窗前的白蘭樹繁花盛開。徐悲鴻想租下小屋，在這裡作畫。他刻了一方圖章：“陽朔天民”，以此表達他遠離城市喧囂的心願。這件事讓主持廣西軍政的李宗仁知道了，他買下小屋，修整後送給徐悲鴻居住。而今這裡是徐悲鴻紀念館，白蘭花依舊盛開。 細雨濛濛，陽朔文化局周訓林局長陪我到徐悲鴻紀念館。站在白蘭樹下，仰望著一樹的綠葉與白花，有人説這棵白蘭樹是徐悲鴻種的，其實不是，它長在徐悲鴻來之前。紀念館是老屋，木板墻，方窗格，佈局與結構按原來模樣維修，修舊如舊是保護古跡的要求。徐悲鴻看中這個房子，是一九三六年他第一次到陽朔。徐悲鴻離開後，這個房子轉了幾手。徐悲鴻喜歡這種民族風格的房子，前廳、會客室、客房都是原樣保存的。 來而不往非禮也。李宗仁贈的是房，徐悲鴻還的是畫，其中以駿馬為多。畫面上總有不同題款。所有贈馬，馬雖不同，但匹匹寓有深意。贈畫，實為贈將軍抗戰膽氣也。後來，白崇禧上將赴南京促抗日之事，徐悲鴻以書法相贈，斗大的對聯曰：“雷霆走精銳 行止關興衰”。筆墨奔放蒼涼，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之意，以壯將軍行色。 徐悲鴻畫的馬不僅高級將領喜歡，抗戰士兵也同樣喜歡。 “看來似乎不十分好的毛筆畫成的戰馬，那有悲壯哀情的臉部和尾巴，令人一見就想佩好槍彈，跨開工去，直衝入敵人的陣營，殺他個落花流水！” 説這句話的人，是以“抗戰女兵”著稱的謝冰瑩。 李宗仁甚至把一匹咴咴嘶鳴的戰馬，直接牽到徐悲鴻住的院子裏，讓他時時寫生。徐悲鴻的馬究竟有何不同？一位畫家説：“悲鴻的馬在那個時代是號角，是戰鬥，是不屈服，是威武，是一個民族覺醒的象徵。今日眾多畫馬者，將馬解剖得再準確，畫得再像馬，但是在精神上，在藝術風格上，都無法超過徐悲鴻的‘馬’。” 仍是細碎雨霧，我坐船浮游于漓江。往事如煙，逝者如斯夫。漓江之水，依然像當年一樣的清澈。悲鴻先生憂慮的身影，仿佛歷歷如在眼前。 遊船經過一面陡峻的山岩，導遊的清脆聲音在甲板上響起：“大家看我身後，就是漓江上的‘浪石煙雨’。人們都説，秋北京，霧重慶，夜上海，雨桂林。漓江山水吸引了很多中外名人，畫家徐悲鴻先生也多次慕名而來。當時漓江上沒有這樣的遊船，他只能坐漁家小木船在漓江上寫生，畫出了著名的《漓江春雨圖》……” 在徐悲鴻的創作生涯中，《漓江春雨圖》是一幅罕見的水墨畫。褪去色彩的山水似隱似現，遠近的關係恰到好處，給人一種特有的韻味。他用淋漓的筆觸，也用深切的情感，畫出一片有賴於國人捍衛的神州故土，訴説他心頭纏繞的愛國之情。 畫家葉淺予説：“徐悲鴻的《漓江春雨圖》真是水墨酣暢，把雨中桂林山水錶現得再真切也沒有了，這和只講筆墨不講內容的‘文人墨戲’大不相同。徐先生運用大塊水墨為主要表現手法，需要高度的藝術修養，熟練地掌握筆、墨、紙三種工具的性能，使之隨心所欲，運用自如。更重要的是對於所要描寫的形象成竹在胸，不需要臨陣揣摩。只有技術而胸無成竹，或胸有成竹而技術呼喚不靈，都難恰到好處，得心應手。” 潘莊，陽朔的一個村莊，徐悲鴻曾在這裡寫生。漓江支流上的竹筏，飄蕩著劉三姐的歌聲。徐悲鴻住過的潘家老屋，只剩下鳳尾竹掩映的廢墟。旁邊一片空地上搭著個木棚，一群鄉親圍著一盆炭在烤火，閒聊得起勁。當我走過去問他們，知不知道徐悲鴻先生，他們七嘴八舌地説，村裏很多老人都知道徐悲鴻，留過洋的大畫家，他在潘莊畫過一幅《天涯山水》，村裏成立旅遊公司，就是根據他的那幅畫取名的。
山水美麗如昔，人生卻成往事。徐悲鴻能在普通村民中存有記憶，是一位畫家應該引為自豪的榮耀，因為他在民間活著。 一九三六年六月，廣西軍政當局公開其與南京政府的分歧，通電全國呼籲抗日，南京各報迅速報導，先是“湘桂粵桂邊境重兵集結”，再是“桂軍入湘”，戰事一觸即發。蔣碧微在南京坐不住了，意識到徐悲鴻在廣西很不妙，用她的話説：“萬一釀成事件，徐先生也許永遠不能再回南京。我不願意為了家庭糾紛影響到他的前途。” 她決定到廣西勸他回南京。 也確是蔣碧微的個性，想到就做，不顧一切。朋友提醒她，現在廣西要人的太太都往香港跑呢，而她怎麼能往虎口裏跳。再説，一個女人出遠門，交通工具那麼落後，一路上會有意料不到的麻煩。蔣碧微不聽，她還是買了船票。她對朋友説：“為我的良心著想，我應該冒這一次險。徐先生肯不肯回來是他的事，我但求自己心安。”蔣碧微沒説她想挽回他們的婚姻，但她的行動表明瞭她的態度。 蔣碧微冒著酷暑趕到廣西省政府所在的南寧。徐悲鴻已經接到香港中華書局的通知，到碼頭接她。見面後彼此感覺到了陌生，找不到應有的親昵，話題也變得生硬。蔣碧微問：“你知道我的來意嗎?”徐悲鴻答：“不知道。”蔣碧微説：“我來，是想接你回去的。”徐悲鴻説：“在目前這種局勢下，我怎麼能夠回去呢?我一走，豈不成了lache!” 徐悲鴻説的“lache”是一個法文字，其中含有“負義”的意思。蔣碧微聽懂了，無話可説。隨後，蔣碧微以徐悲鴻夫人身份參加宴會，受到廣西方面的款待。 徐悲鴻陪她一起遊漓江，並遊了桂林和陽朔。拉不走徐悲鴻，蔣碧微只得一個人返南京，所幸回程不像來時這麼麻煩，搭上了廣西要人的飛機。 蔣碧微廣西之行，引起後人多種解讀。無論動機如何，蔣碧微隻身一人，由上海乘船到香港，再乘廣九路火車抵達廣州，坐汽車去三水，再坐輪船到梧州，坐小火輪到南寧。今天看來，雖然有朋友幫著買票，但女子獨自上路，幾乎是驚險之旅。 蔣碧微不惜放下身段，也許憧憬過重新和好的可能吧，很難用好與壞的簡單詞界定。她超出一個平常女子的毅力，不能不讓人佩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