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加索不願回電紐約現代美術館支援“藝術自由”，將電報扔進廢紙簍。事在1946年。但他與吉洛關於這件事的談話還沒完。以下摘自《和畢加索在一起的日子》第213頁—214頁： 我提醒他，馬萊伯曾指出，對國家來説，一個詩人的作用還抵不上一個成天玩九拄戲的人。“沒錯，”巴布羅説，“柏拉圖為什麼説詩人應該被驅逐出共和國？就因為任何一個詩人，任何一個藝術家，都是反社會的，並非詩人和藝術家要這樣，實在是他們只能如此，國家從國家角度出發，當然得把他們驅趕出去；而他若是個真正的藝術家，那麼，他不會想要被人認可，這正是藝術家的天性。 “藝術家一旦被認可了，就意味著他所做的一切是可以理解，可以通過的，因而只是一頂破帽子，根本不值一錢。一切新事物，一切值得一做的事，都沒法得到承認。人們就是看不到那麼深，那麼遠。説什麼要捍衛文化，要給文化以自由，純屬荒唐。人們只能在一個廣泛的意義上捍衛文化，譬如指繼承文化遺産；而自由表現的權利是要藝術家自己去奪取，而不是由人賜予。它不像某個原則能夠加以確定，而一旦確定後就得存在下去。假如有什麼原則的話，那只有一條，即此原則之所以存在乃是為了反對現存秩序。 “俄國人才那麼天真，以為藝術家會適應社會，他們不懂什麼是藝術家。國家對真正的藝術家，對那些真知灼見者能怎樣呢？不能想像俄國會出個蘭波(法國前衛詩人)。連馬雅可夫斯基也自殺了。 “有創見的人與國家是完全對立的。對國家來説只有一個辦法——扼殺那些具有真知灼見的人，如果社會這一觀念是為了支配一個人的思想的話，那麼這個人就必定要毀滅。反之，要是沒有扼殺個人的國家，也就不會有具真知灼見的人：只有在這麼一種時刻，在這麼一種壓力下，才會有具真知灼見的人。 “人只有在越過無數障礙之後，才能稱得上是藝術家，因而對藝術非但不該加以鼓勵，相反應當壓抑藝術。” 1999年3月28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