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天窗的畫室早已不時興了，同架上繪畫一樣，成了古董。紐約藝術家的夢是租用老式工廠倉房整層打通的大畫室(英文叫做“Loft”)，面積兩百平方米上下，大得可以騎自行車轉。如果在蘇荷一帶，月租三五千。再花個幾萬裝修，隔成畫室、書房、臥室，然後買來中東地毯、南美盆栽、非洲的木雕、歐洲的古玩——“Loft”其實不僅是畫室，它代表後現代的生活方式，紐約上流文藝人的地位，加上每月一疊高額帳單。
那麼去租帶天窗的畫室。且慢：更貴。古董會便宜嗎？何況這古董是一個房間。60年前的前衛藝術家有福了：那時，萬惡的資本主義還沒進入消費時代，即便在二戰期間寄居紐約的曼·雷、杜尚也能在下東城以低租金(才幾十塊錢)享受帶天窗的畫室。
咱社會主義怎樣呢？瞧如今北京新蓋的古董四合院，叫價一百萬。美金。
我懷念中央美院“U”字樓帶天窗的畫室(現在上學也得交學費了吧？)。那年頭，在我結束八年插隊生活的眼光看來，天窗就是天堂，光芒從上而下照在人臉人體上，雍雍穆穆，簡直倫勃朗。
人各有記憶。開課那天，侯一民先生笑吟吟走進來。走到我的畫架子跟前，他指著老舊的地板説：“就在這兒。就在這兒他們毆打我，連著打十幾天，不讓回家。”
如今，“U”字樓成了所有美院同仁的記憶。前年造訪舊美院，每間教室上了封條，一枚封條旁還留著陳年標語：“歡迎新同學”。新同學呢，都在西八間房萬紅街二號新美院的新畫室：高大、空闊，沒有天窗，原先就是廠家的房子。我轉了一圈，想起紐約的“Loft”。
上美院以前，我在中國有過幾處臨時“畫室”(據説偷兒格外記得作案的地方)。1974年江西省美術“辦公室”在井岡山舉辦“學習班”，我有幸混在那兒畫了第一幅油畫創作。1976年在拉薩“人民廣場”的文化館畫好多藏人痛哭，出門北望即布達拉宮。1977年是在南京街巷深處兩位朋友的私房，我輾轉其間趕一幅部隊進藏的大創作。記得想看我畫畫的小哥們兒連連敲門，我不應，可陋室板扉縫隙太寬，瞞不住。
每回告別一次性“畫室”，我都默然四顧，不知下一回能在哪畫大畫。1980年去拉薩，我縮在妻子的七平方米的宿舍里弄畢業創作，畫紙擱在椅背上，挪到房門口就著過道的天光畫。那是藏劇團的小院子，記得有一口用杠桿打水的井，井口碗一般大。黃昏，院墻遠處的山峰被夕陽照得像燒紅的生鐵，我趁著余暉到院子裏退遠了審視自己的畫。
“畫室”一詞譯得太雅。比較接近英文“Studio”的是“作坊”，用白話説就是“幹活的地方”——來到紐約，我在不同寓所的窗下攤開傢夥將就畫了十年，倒也沒什麼：我從小就習慣幹活不一定非得有條件齊全的“幹活的地方”。但終於我想畫大畫(青少年時畫慣大畫的舊習居然潛伏到中年)，草圖出來了，“想法”接踵而來，自己的寓所是斷乎畫不了的，幹活的地方在哪兒？“Loft”，是做夢，帶天窗的畫室更是妄想。回井岡山？去拉薩？
後來是原浙江美院的鄭勝天先生賞給我幹活的地方。1991年夏他假加州聖地亞哥藝術學院辦了一期暑季藝術活動，招集一群中國藝術家，我也算一個。可第三套雙聯畫才鋪開，學院開學，學生返校，我們撤出。住在洛杉磯的老哥阿城接我過去，四米長的大畫正好同他家大廚房西墻的尺寸相當。窗外的柚子樹雨後落一地果子，阿城特意買來兩盞白熾燈方便我連夜作畫。那些日子我想起在國中打遊擊似的作案地點——到美國情形還是一樣。大畫運回到紐約也沒處擱呀，索性存在阿城的院子裏。沒畫室，畫也沒個自己的家。
紐約是房屋的叢林(有理無錢莫進來)，是一片難以測知深淺的生態場：各種人，各種生活方式，各種可能性，包括各類租金。總之，1991年底我的美國畫友奧爾告訴我時代廣場第七、第八大道之間有一所住滿藝術家的大樓，每一畫室月租金才三五百元。他獨用一間，大半時間要去打工，空著也是空著，他頻頻催我過去。知青生涯留給我的後遺症(或良藥？)可能是對一切不抱奢望。所以有些我以為很難的事忽然如願以償，半是機緣，半是有人推一把。那年冬天我取到奧爾的鑰匙打開西四十二街233號501室的房門，經年累月的松節油氣味撲面而來。撒一泡尿，點上煙，我在五十平方米的屋裏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覺得就像初上井岡山那會兒一樣年輕，這是我平生第一間自己的畫室啊！
除了蘇荷區，紐約藝術家租用畫室比較集中的地段是東、西格林威治村，以及西十四街一帶和布魯克林。地處中城曼哈頓心臟地區的時代廣場縱橫一二十條街面，既是繁華的商業區，又是百老彙歌舞劇劇場和紐約時裝公司聚集地帶。然而各種動物總能覓得棲息出沒的場所：時代廣場西端，第七、第八大道之間的四十二街，二戰前有好幾家著名百老彙劇場，夜夜笙歌。60年代嬉皮士運動後不知怎麼一來沒落了，漸漸成了“成人文化”(即色情業)店舖集中點，也曾是毒販、流鶯兜生意的地段。向西去中國領事館，朝東進入時代廣場，都得經過這條街。白日裏看不出什麼異常(沒有“成人文化”的中國成人倒是常來此地盤桓)，晚上呢，其實紐約到了晚上哪兒都難保不出事(中國畫家林琳即是在時代廣場附近被歹人打死的)。市政府對這條街頭疼多年，苦於沒錢整治——沒錢的藝術家於是鑽了這條街房産貶值、房租低廉的空子。
233號樓總管巴巴拉先生每天氣宇軒昂站在大門口，同時和好幾位熟人生客插科打諢兼招呼。全樓共有六層，兩架電梯。上下進出的人物看來真是藝術家，準確地説，還未成名發跡的藝術家——疲倦，亢奮；沮喪，驕傲；心事重重卻了無牽掛；目光冷漠但眼神熱情；懶、隨便，又顯然緊張而工作過度；氣質是單純的，精神則天然地頹廢。美式英文的招呼禮節從來簡潔，彼此擦肩而過，門一關，美國所有的樓道差不多全都空無一人。
畫畫。畫室裏很快攤得一塌糊塗。記者問培根，是否刻意從畫室的零亂無序之中畫出“有序”，培根回答：“是。”在畫室裏能這般理性嗎？收音機開著(剛佔據畫室，接上電源樂音瀰漫時，真像開了新紀元)。樂曲有序，我無序地聽。這裡不作興串門聊天，“幹活的地方”就是幹活的地方。一天，有人猛敲門，衝進兩個警察兩個便衣。三人直奔大窗口朝步話機急速講話，留一位解釋：朋友！要抓人，借個監視點，對不起。
二十分鐘後，樓下斜對過兩個青年已經被反身制服，雙手抱頭，就像電影裏那樣。
錄影帶普及後，四十二街一排成人電影院相繼倒閉。看下去，有兩座影院的突出門樓上每天聚滿鴿子，鴿糞斑斑。有人定時撒食，鴿群飛降街面，擠擠挨挨搗頭如蒜(多好。它們用不著畫室，也不需要綠卡)。天黑了。下地鐵前偶爾會彎進哪家成人商店(這詞想得真好)。我也是成人。千萬冊雜誌畫報(十八歲以上的成人照片)可以隨便翻看，翻著，忽然就想起樓上我的畫室，我當天的畫——我是誰？從何處來？我在哪？井岡山、拉薩、時代廣場？
居所和畫室分開真有道理。松節油氣味仿佛催眠劑哄著我進入恒定安穩的工作，工作專注到近於癡呆，快樂的癡呆，以至忘記快樂。累了，醒過來，發現自己睡著了。畫室在日光燈下的寧靜呈現一片無聲的吵鬧：這裡那裏都是被燈光平均照亮的畫或畫冊，所有畫面搶著説話。美國的生活教會我如何同自己相處，教會我如何工作(倒不見得教會如何畫畫)。每次當我買下做內框的成捆木杠背回畫室，心裏就想：幹什麼？誰叫我畫這麼多無用的大畫？每次辦展覽，搬運貨櫃車停在樓下，幾條彪形大漢鋪一地傢夥包裝，我就覺得闖了禍似的。漸漸地，我和奧爾的大畫堆不下了。1994年，我單獨租用樓下的406房間，並鋪開畫一套十五米長的十聯畫(真是瘋狂)。幾年來不少過訪紐約的中國畫家來過，登時一屋子北京話、四川話、上海話。在這個陌生地方，他們見到從前熟悉的人。
我已熟悉得仿佛從來就在此地，也將長此以往。一個地方讓人踏實下來，只為這裡有你摸熟的書畫、抽屜，一堆隨手拿起放下擅自作案的家當。往昔漂泊粗陋的作畫條件變得不可思議。最不可思議的是，如果有一天我失去這畫室？失去每天開鎖進門，泡上茶，坐下來審視前一天畫好的(或畫僵掉的)作品的權力？是的，這是我的唯一的權力。恐懼倒還不至於，但絕不好玩。單是這許多大畫寓所就根本放不下。
好吧，我想：知青日子我也趟過來了，還能怎樣？多年來我調動這個念頭對付種種挫折，正如那位阿Q，這大概又是知青生涯留給我的良藥(或後遺症)——1994年夏末，406室的中國阿Q兼老知青(包括樓內的所有藝術家)果然遇到了最不願遇到的問題。
紐約市長朱利昂尼今秋再獲連任。政績：過去四年犯罪率大幅降低(沒話説)，失業率獲得控制(也沒話説：藝術家反正從來無業)。還有，懸置二十多年的時代廣場整建方案終於在他上任後強力通過付諸實施。錢哪來？一説是香港財團有鉅資介入，另一説很快證實：沃爾特·迪斯尼集團包下統吃。
都沒話説。
巴巴拉照舊站在大門口談笑風生。大家在電梯裏多了一兩句對話：聽説嗎？聽説了。規模較大的事是一點點變化的：對街停車場那幅巨大的夢露性感廣告拆卸了，接著，門面最大的成人中心悄然關閉(往日生意清淡時，二樓常有舞娘抽著煙憑窗張望)。廢棄幾十年的劇場“維克托利”和“阿姆斯特丹”被施工鐵架包圍，開工翻新，周邊街面也封鎖起來。其實，跡象早已昭然若揭：從1993年起，市政府就在這條街舉辦好幾次露天藝術品展示(雕塑、裝置、行為藝術)，目的就是為了製造文化氣氛，讓紐約人看看曼哈頓黃金地段這條失落的街道快要改邪歸正了(後來當我們抗爭時就有人指控市府在時代廣場先利用藝術而後驅逐藝術家)。1994年春，我窗戶對街的大墻畫上了迪斯尼卡通廣告，那只大白兔造型日後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超級勢力，輕易打敗了樓內全體藝術家和他們的作品。
地皮早就圈了出去，輪到我們的節目只是掃地出門——我的耳目太遲鈍了。
入秋的一天，兩位男子敲門進屋，西裝筆挺，不就座，站著，遞過一份“市府開發四十二街計劃”知會，附表是長串動遷文件，內有本樓房號和租戶名單，我的名字赫然在目。“下一步我們會及時通知，任何問題請來電話，勞駕，隔壁幾位今天進來沒有？”名牌風衣、領帶、皮鞋，男用香水味隱隱襲來，頭髮朝後梳得一絲不茍。留下名片後他們離去，轉身的動作瀟灑而幹練，不愧大公司僱員有恃無恐的氣派。此後幾天這兩件簇新的淺亮色風衣在老舊的樓層內飄蕩，尋訪每道門背後的租戶(許多藝術家在外兼職，並不天天來的)。
工作如常。傳説怎麼也得拖到來年春天。不過很快藝術家們就行動起來。冬初，我被叫到六樓一位來自義大利的女畫家畫室中開會。那是全樓二十多位同行頭一遭會齊，彼此通了姓名，大家看向一位衣履光鮮面色紅潤的禿頭男子。他用坐慣皮沙發的姿勢靠在一張鐵椅子上，胖手團握，言語清晰，説一句話就目光炯炯環顧眾人。他是老牌律師雷康，他説，案子他接了，同時上告市府和所謂整建計劃辦公室罔顧人權欺負藝術家，上策爭取不遷，下策要求賠償。輸，他免費效勞；贏，每人賠款他抽成百分之二十五。
接著商量具體措施。群情激奮。我只能聽懂小半，兼以遇到開會我就神志渙散，思想眼睛同時開小差：義大利女畫家專畫歐美大幅地圖，她長得像個吉卜賽人，烏眉黑髮，赤腳，腳趾上又是顏料又是趾蔻。瘦高個招集人名叫克裏斯蒂，據説是音樂家，又是觀念藝術家，藍眼睛露著憂鬱、嘲諷的神色，講話慢條斯理。大半來者早就面善，在這樣的場合，言談之下情同難友。散會時大部分來者在公訴合約上簽字，圍著救星兼俠客雷康先生，又聚在樓道裏談了很久，話題早已不是官司，而是哪個畫廊的哪期展覽——災難臨頭的藝術家。那位吉卜賽女畫家趿一雙用大紅繩子編結的南歐涼鞋，在人叢中無緣無故地尖笑。
此後幾個月郵件不斷，一類是整建辦公室提供的畫室出租資料，曼哈頓各地段都有，租金貴多了。另一類是雷康辦公室的訴訟報告，並迅即來人登記各位同行的畫室私産以便報備索賠。兩件風衣又來過幾回，詢問(明明是催逼)另租畫室的意願。顯然所有人厭惡這一對活寶，不久，頭兒親自出馬：一位伶牙俐齒的時髦女郎，她略去我的姓直呼名字，接著是飛快的唱歌般的開場白：“我知道，我知道，我父親也是畫家，當然，你們有律師，好啊，非常好！我們談得很好。”她而且坐下，架起腿打量畫作誠懇讚美，叫人很難不相信她。我笑著提到那兩位噴香的男人。“噢！可憐的孩子。我簡直頭疼！但是聽著：你難道願意繼續這種狀況？”我問什麼狀況(故意的)，是指留下去嗎？“NO，NO！”她撮起嘴唇，像幼兒園阿姨那樣舉起食指左右搖晃，每個指端涂著巧克力色的高級指蔻。
進入1995年，我們至少開過六七次會。我心裏早已認命。我不是美國人，不像他們從小知道為自己的權利同任何勢力爭。我一路跟著大家，差不多只為嚴重的事端總是有點好看、好玩的地方——2月，全體藝術家出現在下城聯邦法庭。我遲到，推開某號法庭邊門，一眼看見233號樓全體藝術家坐在這種地方，恍如目擊一段電影情節。法官的老臉總是疲倦而呆板，不看大家。第一輪我們失敗了，記得我隔壁的兩位阿根廷畫家當庭用西班牙語大罵。雷康鎮定自若，步出庭外，同克裏斯蒂躲到大石柱背後商量。不久，好幾位“難友”悄沒聲退出案子，他們是時裝設計師或工藝美術家，必須趕緊找到工作兼營業的去處。電梯忙起來，大件家當堆在門廳等待搬運。4月第二回出庭時，清一色都是“純藝術家”。大家坐到前排，神色平靜莊重，不像來打官司，倒像是出席葬禮。吉卜賽女畫家兩眼淚汪汪的，出庭後瞧著春枝綠芽又笑將起來。幾天后律師事務所發來信函，措辭堅定沉重，要求大家準備長期週旋下去。克裏斯蒂原來是個能幹的政治家，他同時展開輿論戰，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四五家報館先後登出消息和文評，一致表示同情和聲援，從報章援引的資料，我才知道樓內頗有幾位同行成績不凡，是名牌畫廊及惠特尼美術館雙年展的作者。藝術家們向各界散發的傳單更是用詞聳動，諸如：“四十二街新上演的百老彙悲劇”、“紐約殺害藝術家”之類。我們站成兩排在大樓背景前被記者拍照，一位誰也不理，從不參加會議的畫家朱利亞(畫得非常不錯)那天也擠進行列，帶著難為情的笑容。
4月底飄著細雨的一天，我們在時代廣場發起遊行。
藝術家總是像在玩耍。遊行前後樓內好比過節，每道門敞開著，大家忙進忙出。克裏斯蒂倚在門口問我能否弄到喇叭(我沒弄到)，三樓那位剃短髮蹬軍靴，長得活像革命者模樣的女畫家挨戶送發黑色長布條，關照在遊行當天從窗口懸挂到街面，並要求儘量帶朋友加入。這是我第二回在時代廣場遊行示威。上一次是為祭悼林琳。下午兩點，隊伍集合，我回望大樓：樓面一半窗戶內的主人撤走了，零散下垂的布條被風雨折騰得不成樣子。人倒來了一大群，給警察、記者圍著。隊伍啟動，忽然，從排首穿過來一陣難聽而淒厲的鈍響：克裏斯蒂，不知他從哪兒弄來一支靠旋轉刮出響聲的木頭傢夥——笨重粗大，模樣像極了中國土制木板機關槍或舊時鄉鎮的敲更器——他昂然高舉，金白色頭髮逆風飄抖，奮力地、很不熟練地揮舞著，但隊伍隨即被領錯方向，止住，轉彎，刮木片聲啞了片刻，又復刺耳地響。一片笑聲。
自那天以後(我們在四十三街《紐約時報》報館門口解散，人人渾身濕透)，我再沒完整無缺見過堅持到最後的那群人。遷出勢成定局，眾人陸續動身。好幾位藝術家70年代末就在這兒藏身作畫，他們是最難受的人。某日在門口遇見六樓那位年長的德國同行(我喜歡他優雅沉靜的面容)，他站住，和我長久握手：“再見了，朋友。我回家鄉去。在這兒待了十五年，紐約傷了我的心，我永遠不想回來了。”
剩下的螞蚱都在等候最後的驅趕。夏天。成人商店相繼移走，連串門面被涂成彩色的大木板封閉了。四十二街變得陌生空蕩，就像愛德華·霍珀的那幅名畫《星期六》：一排歇業的店舖前空無一人，陽光斜照。我趕制完畢(不完也得完)十聯畫，初秋將連同所有大畫去台北展覽。7月的一天，我打開房門清掃畫室。一位不認得的中年藝術家走進來，巡視過後，告訴我他叫畢德婁。好，畢德婁。您玩哪一路？“我？你不知道我是誰嗎？”(美國人好在直爽。一年後我知道了：他是80年代“挪用佔有”大師圖像的一位知名畫家)真的，我不知道。他於是領我到隔壁四一二房，説他閒租十幾年，只為堆放私人收藏。
滿屋塵土。在塵土中我如夢似幻看見杜尚先生的兩件作品：那只戳著自行車輪胎的高腳凳，那扇連著門框的門。這麼説，杜尚同志也得挪窩了。畢先生解釋道，同一作品杜尚做過兩件(此話倒也不假，現代美術館的“泉”就是重做的，原件很早即已遺失)，他説他是從朋友那兒轉手買來的。但願他的話和收藏都是真的。原來我的鄰居包括杜尚的幽靈和遺作：這似乎是為我失去畫室而及時補償的一份不大不小的虛榮。
8月初，那位革命者模樣的女畫家在過道裏叫住我，目光鋒利咬牙切齒：“聽著，世界末日！他們通知了，9月20號之前所有人一律遷出。”
也在同一年，母校中央美術學院遷出北京王府井校尉營移往京城東郊。10月，我指的是今年，曼哈頓西四十二街233號樓以西至第八大道為止所有建築物夷為平地。東端樓群和街面年來煥然一新，劇場早已開業，迪斯尼集團名下的高檔連鎖商店、衣裝店、禮品部、咖啡館相繼開張，周圍簇新的巨幅廣告牌鋪天蓋地。英國航空公司甚至在街口樓頂架設了一部幾十米長的模型飛機，機翼機頭傾斜著對準街市，看過去英勇而幸福。其他各項工程如火如荼日夜進行，到年底最末一夜，幾十萬紐約人在廣場舉行傳統守歲儀式時，時代廣場確實氣象更新——那年秋末我從亞洲回來，如喪家之犬：畫室豈不就是我的家。承畫友坦希幫助，運回的大畫存在他的畫室。無法工作的兩個月不知是如何度過的，直到一筆我在年初申請的基金被批准——來自以死去的後現代女畫家約翰·米肖爾遺囑設立的基金會，連同另十九位入選的美國藝術家：至少在這件事上，出錢和領錢、幫助和被幫助的都是彼此素不相識的藝術家。我立刻租下新畫室。並非故意，經紀人介紹的處所與老畫室僅一街之隔。在十六樓，我從新畫室北窗看下去，233號樓每個窗眼都瞎了，灰濛濛站著等待拆毀。同樣的地鐵路線，同樣的出站口，不同的是畫室租金高了將近三倍。起初，好幾次我仍習慣性地朝老畫室那兒走去，就像至今我記憶中的美院方位也還是在東單王府井一樣。
雷康，繼續辦案保持來信。我明白了，他辦案子好比我們畫畫，習性難改。在我早已忘了官司時，賠款于上個月寄到。大夥兒臨別留下聯絡地址，兩年來收到過幾回展覽開幕邀請信，誰呢，想起來了：233號樓“難友”，都活著，都在新的幹活的地方繼續幹活。在街上遇見克裏斯蒂和女革命家，彼此笑了，誰也沒提起那段日子。
我們被攆走了——這在迪斯尼集團的宏圖大略看來算不了一回事。在我們，那段日子除了此刻當成寫作材料，説實在也不算回事。
1997年12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