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術館應該算是領會形式、評判形式的最後場所嗎？ ——杜尚 孩子喜歡打量穿制服的人。我也喜歡。在這兒，警察的黑制服和一身披掛當然最醒目：帽徽、肩章、警銜、槍、子彈帶、手銬、警棍、步話機，外加一本記事皮夾。有一回我在地鐵站點煙，才吸半口，兩位警察笑嘻嘻走攏來，老朋友似的打過招呼，接著飛快填妥罰款單，撕下來，遞給我。 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到處都是警衛，一色青灰制服，但行頭簡單，只是徒手，每座小館至少派定一位。當你拐進暗幽幽的中世紀告解室、古印度廟廊偏房或埃及經卷館，正好沒有觀眾時，必定先瞧見一位警衛呆在那裏。文藝復興館、印象派館，設在頂層的蘇州亭院，男女警衛可就多了，聊天，使眼色，來回閒步。在千萬件珍藏瑰寶中，他們是僅有的活人，會打哈欠，只因身穿制服，相貌不易辨識。人總有片刻的同情心吧(也許是好奇心)，當我瞥見哪位百無聊賴的警衛仰面端詳名畫，就會閃過一念：三百六十五天，您還沒看夠麼？ 警衛長不穿制服，西裝筆挺，巡逡各館，手裏永遠提著步話機——閉館了。忽然，青灰色的警衛們不知何時已在各館出口排列成陣，緩緩移動，就像街戰時警民對峙那樣，將觀眾一步步逼出展廳。這時，將要下班的警衛個個容光煥發。 大門口還有一道警衛線。當我在館內臨畫完畢，手提摹本通過時，警衛必須仔細查證內框邊緣和畫布反面事先加蓋的館方專章(但從不瞧一眼我的畫藝)，確認無詐，這才拍拍我的肩背，放我出館，就像小説《復活》中聶赫留朵夫探完監，擠過門口時被獄卒在背上拍那麼一記。 只有那位肥胖的老警衛每次都留住我，偏頭審視摹本：“哈！艾爾?格列柯，不可思議。你保管發財——等一等，這絕對就是那張原作，你可騙不了我！” 老頭子名叫喬萬尼，義大利移民。如果不當值，這位來自文藝復興國的老警衛可以教我全本歐洲美術史呢。 1982年元月，我踏雪造訪大都會美術館，平生第一次在看也看不過來的原作之間夢遊似的亂走，直走得腰腿滯重、口乾舌燥。我哪曉得逛美術館這等辛苦，又不肯停下歇息。眼睛只是睜著，也不知看在眼裏沒有。腦子呢，似乎全是想法，其實一片空白。 撐到閉館出門，在一處可以坐下的地方坐下，我立即睡著，還清清楚楚地做夢。 但隨即醒來。餓醒的。 記得獲准留學，行前被江豐老師叫去。“不要怕吃苦，”老先生説，“到了美術館，就吃點麵包、香腸，這樣子，我們中國的油畫就上去了麼！” 後來呢，後來發現美術館闊人區的香腸麵包並不便宜，而且美術館內不準吃東西：其實是自己窮。美術館餐廳一份三明治，七八美元，加上地鐵來回票，對當年如我似的中國留學生來説，能省則省。館外小攤有便宜“熱狗”，既難吃，也不果腹。怎麼辦呢，於是自備一份乾糧，坐在館外慢慢地咽。 幾年後我進館臨畫，索性煮好茶葉蛋之類中國飯菜隨身帶著，僅為在餐廳落座而叫杯咖啡，頗以為得計。有一回剝著茶葉蛋，鄰座來了一家四口工人模樣的日本遊客，叫滿一桌，光是每人飯後那份水果，單價就在三明治之上。 據吳爾芙夫人的説法，若缺了高濃度營養，寫作時腦後那根“火苗”就是躥不上來(難怪“困難時期”中國高級知識分子得賞較多的是糧票和油票)。我既非作家，更不是“高知”，乍來美國，腸胃史的內容不過是美院食堂那份功能表：熬白菜、饅頭、白開水。以這點蛋白質、卡路里加脂肪，哪扛得住逛美術館這類高度體力兼腦力支出的風雅情事。好在美院伙食總算長進了：那年歸國探訪，只見面色活潤的年輕人圍在桌邊，爆腰花、醋熘魚片、番茄炒雞蛋，還叫白酒。 祝福年輕人！如今真喜歡看見青年，常常發現自己在那兒傻看。
我久已是紐約美術館資深導遊(免費)。業務之一，是當朋友被內急所逼，我通曉館內各個廁所的方位——朋友進去，我等在門外瀏覽觀眾。看畫既久，我本能地會騰出眼睛看看活人。 奇怪。人到了美術館會好看起來——有閒階級，閒出視覺上的種種效果；文人雅士，則個個精於打扮，歐洲人氣質尤佳。天然好看的是波希米亞型窮藝術家或大學生，衣履隨便，青春洋溢，站在畫幅或雕像前，靜下來了，目光格外純良：我所謂的好看就是這意思。美術館似乎無為而為事先選擇了它的觀眾，觀眾也同館外的世界自然而然劃分開來。也許只是錯覺？要麼理由很簡單：在這兒，人的背景換了。就説拍照吧(彩色膠捲氾濫之後，照片變得醜陋)，在美術館廳堂或藏品前留影，也就比較的可看。 去年在一篇訪談中被問及藝術與人民的關係，我想，我們或許將“人民”和“文化人口”相混淆了。初來，看到音樂廳、歌劇院和美術館的人潮，我不禁感慨：此地的人民真有教養。但我錯了。其實千千萬萬美國人民擠滿在商場、賭場、迪斯尼樂園、流行歌廳、體育館、健身房、電影院，或穩坐在自家電視機前，手裏捏一罐啤酒。 就我所知，古代的藝術和人民曾經關係和諧。義大利人民(包括乞丐和囚犯)擠在西斯廷教堂朝聖，中國老百姓(包括商賈和馱夫)鑽進敦煌洞中禮佛，那時，説藝術等同於宗教，不如説藝術等同於今日所謂“媒介”——我們口口聲聲的“現代”，人民更在乎藝術，藝術更在乎人民嗎？ 此間一份社會調查顯示，在男性中有高達百分之四十的人從不去美術館，畢生對藝術毫無興趣。而在受過所謂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中，去美術館的人數比例也少得可憐——然而這少得可憐的一撮人，就我所見，常使此地美術館人滿為患，一票難求。 所以值得比較分析的是各國文化人口在“人民”中的比例差異和差異的原因。今天，將人與人排比而貶褒，未免乖張，我的意思，美術館館裏館外的人群或可測出今昔文化生態的變遷。報上一則報道説，某日大都會美術館總監親自帶領一群紐約中學生參觀名畫，一位黑人孩子大膽質問總監：您不覺得這種參觀是在提倡精英文化麼(好一個“精英文化”，這是當今民主時代的時髦用詞之一，同我們的“文革”語言多麼神似)？總監同志答道： “今天大好天氣，星期六，您不在街上和朋友們玩耍，卻來這裡受罪，您不覺得將來您或許也是一位精英嗎？” 弗蘭西斯?培根在紐約一家豪華旅館電梯間遇見一位闊佬，手提紙袋破了，滾出青豆和馬鈴薯來。培根於是説：“他的套間裏想必備著小爐子，好讓他煮這些菜蔬吃。噢，對有錢人來説，這才叫做奢侈！” 培根自己也有錢，在倫敦買好幾處畫室，臟亂不堪，晚年還睡墻角邊的破舊墊子。 奢侈觀確乎可以是好多種。一位北方來的名作家即曾對我嘆道：奢侈啊！我現在都不敢坐下來讀小説：花好幾百租著房子，你他媽得趕緊出去把錢掙回來！ 這是實話。好幾次我陪國中剛出來的朋友上美術館，自以為他們理當興奮，至少臉該正對著墻上的畫。可是有位老兄看著説著，又把頭朝我別過來：“昨晚想想又哭了一場。往後怎麼活下去呀，你還有心思看畫？” 我至今記得出館後這位老兄臨風站著憂心如焚的神色。謝天謝地，他很快在外州發財了，電話裏都聽得出眉飛色舞的——“往後怎麼活下去呀！”這真是一隻揮之不去的大蒼蠅。好在我是老油條了，“插隊落戶”的前科結結實實墊著，犯起愁來，一會兒又想別的去。想什麼呢，索性上美術館臨畫。青豆、馬鈴薯還得過磅付錢，臨畫，一律免費。 美術館自身談不上“奢侈”，美術館是“貴重”。無價珍藏不必説，單是養好幾百警衛就是一大筆開銷。大都會美術館正廳總櫃檯和四面石壁上的壁龕，長年供著大號名貴鮮花，每簇市價至少千元以上，三五天更換一次，是一個出版界大家族永久性贈送的。奢侈嗎？照培根的説法不能算，仍屬“貴重”物品。此地美術館多屬私立，前廳石墻嵌有刻滿捐家姓名的石碑，還留著空余，誰捐贈誰上榜。我曾見老刻工戴著袖套氣閒神定對著石碑下鑿子。這是真正的手藝匠人啊，在紐約就像稀有動物般難得一見，可是往來觀眾誰也不看他。
當初我揣著幾十美金來到美利堅，只為一件事：奔美術館看原作。往後怎麼活下去、畫下去，全不知道。現在想來，真蠢得連這就叫做“奢侈”也不知道。如今國中來的不少同行總算知道得多了：簡歷、幻燈片子、參展資料、得獎記錄，外加畫廊名單。美術館呢，有空再去，或根本不去。是啊，憑什麼非得去——我想明白了：恐怕這才叫做“奢侈”！ 歐洲。到目前為止，我只去過英國和義大利。 倫敦國家美術館夏季不設冷氣。這無妨，但不列顛的經濟狀況由此可見一斑。義大利的衰亂景象可就觸目了：拿坡裏街市，下午兩點，只聽身後一位女子銳聲尖叫，原來皮包被一位美少年生生扯去，上了另一位少年的摩托車絕塵而去。 説來義大利全境找不到美國式的美術館。藝術品都散在大小教堂、宮殿、古堡、豪宅、舊日市府，或者馬路上。在各地名城的街巷遊走，不必進什麼館，隨處可見中古或文藝復興的雕刻遺跡。那不能叫做“藏品”，終年裸露著，日曬雨淋。 藏品當然有，躲在早先供著的場所，尋訪不易。譬如卡拉瓦喬兩件中期作品，挂在羅馬市東南一座小教堂裏。教堂還天天用著(一早就有市民為些私事跪在那兒喃喃自語)，你得找到管理員，付了錢，被領到某個漆黑的角落，由他拉一下開關(正是上海民居那种老式電燈“撲落”)，燈泡亮了，先照見金燦燦暗沉沉無數雕飾，然後漸漸看清那兩幅名畫上的馬腿、人臉。探訪名勝的感受是分不清興奮和疲乏的界限(往往二者都是)，當日還有好幾處教堂要去拜呢。呆看片刻，關燈離去，卡拉瓦喬悄然沒入黑暗，回了墳墓似的。 所謂教廷美術館根本就是一座教堂城。光是一件緊挨著一件擺滿羅馬雕刻的長廊就有幾十條。先看左邊、右邊？還是這件、那件？在寶庫或奇境之中，目光和腳步是難以節制的。判斷、選擇、品鑒、賞析，都談不上，都在過度亢奮而心不在焉之際匆匆走過去了。通向西斯廷教堂的走廊僅供單行，擠滿遊客，前胸貼後背地往前蹭。廣播用各種語言反覆念道：安靜，安靜！ 畢加索曾説，去一趟楓丹白露森林，他就得了綠色消化不良症。在義大利，天天消化不良：文化、歷史、藝術，加上大白天搶皮包。 文藝復興的重頭作品不必在美國找。全美大概僅得一枚芬奇肖像，供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用絲絨繩子攔著。中古雕刻在歐洲擠滿倉庫，美國則三五件就佔一大間廳堂。繪畫一律平行挂開，看去倒是十分疏朗，但我反而喜歡歐洲那種傳統挂法：密密層層挂滿整墻。當初印象派同志在沙龍裏受的鳥氣，就是好不容易選上了，也給挂在冷僻之處——如今還這麼挂，給你看到另一層意思，仿佛歷史也在場。不是嗎，咱們敦煌就有許多小洞，小到你得貼地趴下塞進腦袋和上半身，你不由得設想自己就是那畫工：畫具往哪兒擱，腕臂又如何轉動施展，瞧那四壁畫的飛禽走獸、靈動生猛，一筆不懈怠。 不過有一種看畫方式，可謂奢侈。大都會館素描部允許經由申請(或走後門)調出藏件，坐在專室獨個兒細細品味。1993年經朋友提攜，登記凈手之後，米開朗琪羅和安格爾數件真品居然將信將疑捧在掌中了。看是早在展廳看過的，此刻私會，什麼感覺？記得脫口而出一句比喻，自以為貼切，只是不好意思寫在這裡。 芬奇的幾幀素描曾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百年展來過華盛頓。搭朋友車趕去瞻仰，上午到館，黃昏才輪到我們進場，裏面擠得好比在京滬搭公共汽車。哪是人在看畫，分明是芬奇派代表遠赴美國接見20世紀的黎民百姓。出場，路過美國風景畫館。大概正值另一專展開幕酒會在即，入口處用屏風擋著，一陣陣飄來剛出爐的，照例以乳酪為主的西式點心的馥鬱香氣。從屏風縫中張望，但見一排酒瓶閃光，像馬奈晚年那幅畫。 食物的濃香！那就是我對是次大展和芬奇手跡最清晰、最感動的回憶。
美術館是一座座龐大的露天墳墓。多少埃及木乃伊、羅馬石棺、中國陶俑，還有波斯古冢的瓷磚畫，離開自己的千年洞穴，隆重遷葬美術館。揚言燒燬所有美術館的達達派、未來派團體的原始文件，博伊于斯及其同志們刻意走向社會大眾的種種觀念作品和影像資料，統統被投下鉅額保險，被燈光照亮著，得其所哉的樣子，死在美術館裏。 美術館又是藝術家連綿不絕的靈感場、輸血站、臨時抱佛腳的地方。塞尚會畫到一半，雇輛馬車到盧浮宮去：“我得瞧瞧他們是怎樣畫袖子口的，否則一切又得從那裏重新畫起。”當畢加索被邀請去盧浮宮看看自己的畫同經典對照的效果，他破例起個大早，全過程鄭重其事。同行看同行，心思不難揣度。80年代初，“波普”式微，“極簡”途窮，美術館推出了一戰前後現代主義、表現主義的密集專展：年青一代涌進展廳，臉上分明寫著大徹大悟，故作鎮定，不服也得服的諸般表情。不久，在畫廊和雙年展就看到備受刺激的當代畫家奮勇離經，又難以叛道的新作品：更大、更極端、更空洞，也更加變化多端。 然而美術館總能有效地讓人沮喪、厭倦。藝術家不免都有狂妄和脆弱的間歇性並發癥：朝拜前人，要麼摩拳擦掌，要麼萬念俱灰。一位國中來的青年同行在微醺之後對我説：“上那兒幹啥！還是喝上幾杯，自己畫自己的。”真是説得一點不錯。曾有此間的理論家認為每一代新人都有潛在的“弒父”情結，存心要同美術史的祖輩先人過不去。西方人説話也動輒上綱上線呢，弒父？那是他們的綱、他們的線，如我似的西方文化的外人，至多飽看一場後頹然出館，在市聲暮色中無端感動起來(好像在美術館受了誰的委屈似的)：還是過尋常生活好啊！ 可“尋常生活”又是為了什麼？ 所以美術館也是藝術家唸唸不忘的夢。1889年，印象派同仁集資兩萬法郎從馬奈###手中買下《奧林匹亞》獻給國家。1906年塞尚在彌留之際一直念著本鎮美術館館長的名字，因為這位仁兄始終拒絕塞尚的作品。事情到今天仍然一樣，只是方式在變。“波普”耆老利希滕斯坦前幾年聽説日本國家美術館有意藏購他的畫，親自出馬會見日方人士，不假代理人出面。而美蘇冷戰解凍之初，兩國間最先眉來眼去握手言歡的鏡頭中，就有美術館高級官員商討互換畫展的情節。 美術館尚且看重美術館，何況區區如藝術家——美術館是森嚴的衙門，是被西方當代藝術家和文化人士持續抨擊的政治機構。1976年，一群藝術家乾脆在紐約現代美術館門口坐臥不去，抗議評審的不公。類似事端在歐美時有可聞。但包括極為瀟灑傲慢的角色，説起哪位美術館資深的或剛剛走馬上任的策劃人、部門主管、館長、董事長、贊助人的姓名時，也會壓低聲音，露出敬畏、企盼、神秘、晦澀的神情。(中國呢，記得1974年我在井岡山參加油畫創作班。忽兒風聞中央文化部美術官僚將要光臨。某日，只聽得門外轎車停妥引擎熄滅：全場鴉雀無聲。) 不過依我看來，美術館仍不失為一張慈祥公道的面孔。歷來美術館的人事，總不免為權力所左右，為外界所詬病的吧，但説它慈祥，指的是館內悠悠千年藏品的總體性格和潛在律令；説它公道，則指的是時間。人世有公道嗎？似乎也只剩時間仿佛有所公道，而美術館所收藏的多少可以説就是時間，以及時間的意義(假如時間真有意義的話)。自然，收藏現代當代作品的美術館總在爭議權謀中行事，但就我所見，那裏也常在“平反”現代藝術的種種“冤假錯案”，追認並適時“發現”曾被遮蔽冷落的天才，為之認認真真地舉辦規格得宜的回顧展。 我像小孩一樣積攢過美術館作為門票的各色圓形小鐵片，攢了怕有上百片吧。那是我去熟的地方，但其實我並不了解此間的美術館。 據説，過去二十年來西方美術館的功能、角色越來越難定義：文化格局日漸多元繁複、館方資金來源和維持方式諸多變遷，使美術館至尊權威的形象大為降低、軟化，以至庸俗；美術館管理的空前專業化，藝術品藏購手段的極度商業化，當代科技覆蓋一切的制度化，又使美術館門禁更嚴、更深，以至霸道。凡·高、塞尚這等梁山好漢活在今天，左右難以逢源，怕是只有流落草澤的命。問題已經不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現象，而是這種現象正在或將要造成什麼。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使美術館事業更強大、更完善，並以更強大、更完善的力量有效操縱美術館，乃至操縱文化。那些倔強耿介的地景藝術家，包括其他種種行為藝術家像不像資本主義朝廷的山林隱士或江洋大盜？不論他們的內心和行為最終能否證實他們有無招安之想，作為異端(相對而言)，他們依然從外部反襯並肯定了美術館難以動搖的存在。
每到星期一，美術館鎖起大門休息了，看過去死氣沉沉而氣宇軒昂。外星人假如要來攻擊人類，又懂得使用飛彈，“他們”會不會特意瞄準各國的美術館先行發難？ 美術館。近年我很難得上一次美術館了，不是沒興趣，是不再經常惦記它。如今讓我神往的事是飛回咱中國，然後到哪座小村莊的後山坡看看走走——客居域外的無根之説早已是陳腔濫調，我也至今難於回答何以長居此地的發問。隨手可以工作的 畫室？習慣、方便到麻木的日常起居？還是僅僅出於惰性？好幾次，從街頭拐角望見美術館門墻高處展覽公告的大旗幡隨風擺動，併發現自己又在朝那兒走過去時，我就想，大概(為什麼是“大概”？)在有形而無意中留我年復一年耽在此地的，就是這可敬可恨的美術館。 選自陳丹青《紐約瑣記》（修訂版） 2007年8月11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