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遺存的宋代以前的墨跡數量很少，書法作品中的題材要從歷代的著錄來考察。 從著錄來看，書法作品的內容在唐代有了很大的變化。唐代以前，除少量詩文外，幾乎都是信札，一到唐代，題材有了很大的擴展，經文、詩文等大量出現，這是書法創作中一個重要的變化。信札是實用性書跡，其他題材，除了部分詩稿，或多或少都帶有表現書寫水準的目的。孫過庭《書譜》便是個典型的例子。 書寫《千字文》的人也很多。《千字文》是識字、練字的範本，同時也是展示書法技巧的好題材，大家熱心於此，説明人們對技巧的重視。 自覺意識發展的另一特點是書法專業意識的出現。 韓愈《送高閒上人序》：“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逸、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于草書焉發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 據記載，張旭是有官職的，也可以説並非“不治他技”。韓愈所説，主要是指張旭自覺地把精神生活的重心放在書法上。這與今天所説的職業、專業有所不同。韓愈所言，恐怕還是猜想、推測，這一類人物也未必以張旭為發端。但是這段話非常重要，它代表了唐人對書法功能的認識。它成為後來者往書法中投入生命熱情的宣言。 其後，懷素也因“用志不分”，專注于草書而取得傑出成就。 對創作技法的思考成為自覺意識發展的另一個標誌。 唐代出現了很多書法著作，初唐、盛唐時的論著中包括許多關於創作的內容，中唐以後的論述中，則幾乎無不談到技法問題。在這些論述中，涉及關於執筆、運筆、結構、墨法、創作方法等眾多方面的問題，可見這時人們對書法創作已經有很多的思考。 流傳至今的唐代以前的書論，大約有50篇，明顯的偽作即佔四分之一，而其中主要是唐代作偽或改寫的關於書寫技法的文字。 書法作為商品，是影響自覺意識的另一因素。 宋代以來，書法作品的買賣成為一種常規的商業活動。 唐代沈傳師的作品在宋代“以完本售至數萬”；蘇軾去世後不久，“一紙定值萬錢”。 書法創作的心態不斷在發生著變化，創作的自覺意識在不斷地提高，但到唐代為止，重要書法家從未表達過對自己歷史地位的關注，創作的意識從不曾壓倒他們日常書寫的平常心。然而，從宋代開始，創作的自覺意識便成為主宰他們書寫的重要因素。 從宋代以來，書法家們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對書法作品和書法家歷史地位的關注。 蘇軾在自己一件書法作品後面寫著：“後五百年當成百金之值。” 這已經不是一般的對商品價值的關注，而是借價格來顯示對作品歷史地位的自信。 明代，董其昌説：“遇筆硯便當起矜莊想。”目的是留下在歷史上經得起考驗的作品。 王鐸説：“我無他望，所期後日史上，好書數行也。”這裡當然有王鐸無法在政治上施展抱負的無奈，但對自己在書法史上地位的關注，一直反映在他的文字中。例如他在言及歷史人物時，便不時透露出要與他們一較高下的雄心：“吾書學之四十年，頗有所從來，必有深于愛吾書者。不知者則謂為高閒、張旭、懷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