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河的文化特質

大運河文化的特質是什麼？目前有“生生不息”説、“融合”説；有以人喻義的“臍帶”説、“乳娘”説；亦有包容性、統一性、擴散性、開放性、凝聚性等解釋，不一而足。以上見解在文化功能論、文化象徵論的框架中展開，既體現了不同學者對大運河文化內涵認識角度、學術立場、學科背景及認知層次的差異，也説明大運河本身的複雜性、系統性及跨學科等特點。“千年運河、溝通南北”是大運河區別於長城、黃河的重要特點，在“千年”與“南北”所建立的時空之中，運河“溝通”的功能最為顯著。當下，大運河既是國家文化符號，又以世界文化遺産的身份成為一種文化標簽。兼具運輸功能、生活場域功能和文化象徵意義的“大運河”，不僅是一條“經緯中國、運通華夏”的河流，還是一種“利器明德，以厚民性”的文化。在“大運河”全景意識之下，大運河物理空間中的“通”在文化空間中演化出了聯通、流通、變通和融通等多重特性與價值。

一

“聯通”是運河人工開挖並利用自然河道聯江達海以通四域的功能。封山浚川、連接江河湖海是中國傳統“天下觀”和帝王交通天下的文化理想。自春秋以來，各級各類政權所不斷進行的開鑿運河的實踐，正體現了對這一文化理想的不懈追求。時間脈絡中，運河經歷了由區域內至區域間進而縱貫南北的過程。春秋戰國的邗溝、鴻溝溝通了江、淮、黃河；百尺瀆通往錢塘以溝通吳、越；三國時期吳國的破岡瀆、丹徒水道聯通了太湖流域與都城建康；曹操以戰袁紹、徵烏桓為目的開鑿白溝、平虜渠、泉州渠和新河，將黃河以北的漳河、灤河、滹沱河等自然河流連接至濟水、淮河等水系。這些運河雖多以軍事征戰為開鑿之目的，但同時又部分實現了區域內水系的聯通。尤其對於水系發達的江南區域而言，因兼得長江、錢塘江及太湖之利，從泰伯瀆、吳古故水道到江南河、西興運河，區域內江河、湖泊、溪流、沼澤、濕地被連接成網，並因之形成了人們舟楫而行的生活方式和富庶的水鄉經濟。對江北運河有開鑿之功者莫若曹操，其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河北（黃河以北）的區域溝通。這種聯通，拓展了區域空間，為隋朝大運河的開鑿奠定了基礎。

隋唐以降，大運河聯結的範圍擴大，進而實現了五大河流之間的溝通，並且在唐、宋時期以浙東運河為通道，實現了運河與大海的連接，將運河區域連接至世界範圍。在政治領域，隋唐宋至元代，運河從人字形到一字形的改變雖未改變政治中心對江南財富的依賴，但將國之都城逐漸從黃河流域拉至運河並作南北分佈。大運河跨越區域之畛域，進而通過其他東、西之自然河流及交通樞紐相互聯結，共同構建了中國地域的線性框架格局，不僅從空間上拉近了中國南北的距離，更從國家戰略格局上促進了傳統經濟格局和政治地緣格局的改變，部分解決了集權政治的穩定性、區域地方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等問題，保證了國家統一和安全。

二

“流通”是運河因聯通而帶來的物流與資訊傳播，以及進而形成的社會流動。漕運無疑是運河最重要的流通功能。所謂“漕”者，與車運相對，“車運谷曰轉，水運谷曰漕”。隋唐以後，漕運乃“國之大計”，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國之命脈，正如全漢昇先生所指出的，運河完成不久以後，由於歷史上其他因素的影響，在此後的六百年內變成唐宋王朝的大動脈，這一條動脈的暢通與停滯，足以決定唐宋王朝的盛衰隆替，其關係的密切簡直有如真正的動脈之於身體那樣。漕運是國家行為，而包括漕運在內的物資與資訊流通則不僅是“國之制”，還是形塑中國社會發展的“利之道”。

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軌跡與社會形態特徵，史學界所論有封建制、皇權專制、帝制地主形態，以及斷代的“宋代江南農商社會”“明清帝制農商社會”等。隋朝大運河開鑿以後及至晚唐，“農商交相養”的經濟發展趨勢明顯，漢唐以來單一農業經濟正在逐步轉型為農業和工商業並重之形態。北宋以開封為中心的運河，可以轉机從長江、贛江、黃河等自然河流轉而來的布帛、金銀等物品；南宋“朝廷所以能駐蹕錢塘，以有此渠（浙西運河）耳”（陸游《入蜀記》）；與浙東運河相連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在南宋逐漸取代了漢唐以來的“陸上絲綢之路”，形成了新的世界範圍內的物資流通渠道。明代運河已成南北之勢，吳承明先生在《論明代國內市場和商人資本》一文中曾説，“明代商路的增辟主要是在南北貿易方面，尤其是大運河的利用”（明代南北的商路主要有兩條：大運河航線和沿贛江南過庾嶺到兩廣的商路）。與宋代相比，明清時期運河流通的物資不僅限于“奇怪時來，珍異物聚”以及“任土作貢”的産品，更多是糧食、棉花、布匹、鹽、茶和鐵器、瓷器、紙張等日用物資。與明代白銀貨幣化及其後“賦役折銀”相伴隨，大運河在明代中後期的暢通為身份自由的農民和商幫提供了生存渠道，僅水手、漕夫、私鹽販及沿岸窮苦縴夫及集鎮窮黎“以此為計者不啻百萬人”。此時期的大運河已成為一個磁場，吸附著各層次人群作南北流動。人們利用大運河所提供的交通和通信之便打開了地方間的經濟聯繫，又或者説，大運河在很大程度上將農村與城市的勞動力組織到一個連續的生産過程中來，並重新組織消費和生産，但是並沒有將其完全分離。西方學者論及大運河流經之江南地區在明代中後期形成了“高水準發展陷阱”“大分流”等模式，其將歷史問題經濟化的同時，也忽略了中國社會發展的總體趨勢是：經濟全球化之下，中國帝制結構持續穩定與商品經濟發展（全國性市場已出現，貿易與國際市場相連）的態勢並存。在這一進程之中，大運河漕運繼續維持著商業物流以及由此帶來的資訊、資源的流動，進一步形塑了中國社會農商並存的底色。

三

“變通”指運河本體、漕運制度“窮”則變、變則通的進程及其所折射出的技術更新與觀念變革。空間序列中，運河的開鑿，歷“小”區域而達“大”中國。微、著之間，既實現了小如“杭（杭州）越（紹興）易位”“淮（淮安）揚（揚州）一體”的區位變化，也順應了大若中原與江南之間的經濟地位之更疊。元代大運河“棄弓走弦”，既是唐宋以來滄海桑田、河道淤塞所致，也出於王朝“改弦更張”的考量。自此，京杭運河又在治河保運、黃淮運一體治理、黃運分治、開新河、建水櫃等理念和技術所形成的引水、穿越、泄水等系列工程變化中，積累新的經驗，通時下之“淤淺”，迎時局之“改變”。

運河的“變通”，政治層面上終以“利漕運”為目的，社會層面上則以“益平衡”為結果，同時變通本身又體現了古人的思維方式和精神追求。運河的暢通既蘊含著古人人定勝天、物盡其用的積極態度，其間也有一定程度相地而流、本乎時勢的理性。面對“尊重自然和改造自然”這一問題，歷代漕運政治以“人事”為重，保障暢通的代價則可能犧牲局部，甚至在變通的過程中出現了“積累莫返之害”。孟子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運河之瀾，或在於時勢更疊變遷之中。

四

“融通”是河流流動所帶來的流經區域文化融合的態勢。大運河作為人口遷徙、資訊傳播、物資流通的載體，使不同區域的文化形成疊加並彼此滲透，促使京津文化、燕趙文化、齊魯文化、中原文化、淮揚文化、吳越文化等形成日漸密切的融合。但與一般河流不同，運河本身人工開挖的政治性以及東部地區相對發達的經濟基礎，又必然決定了大運河影響下的文化融合在歷史某些時期主導著文化景觀，並促進中華文化走向精緻典雅。更重要的是，運河的高度流動性也帶來社會和文化的高流動率，導致社會縱向流動加快，弱化了既定人群社會地位的差異，形成了社會及文化的融合。當然這種融合併未突破階層畛域，而是指社會上、下階層更加頻繁的互動，造就了社會相對開放、融合的態勢。例如，明清時期以運河為通道販運糧食、食鹽的商幫獲得商籍和更高的社會地位；沿運河南北銷售的煙草，其傳播路徑從邊緣群體向政治和社會精英自下而上流動，影響著人們的消費觀念和生活方式……儘管此類種種無關宏旨，但運河通過制度進入傳統社會內部，部分疏通了社會發展的脈絡。

融通，並非指運河將區域文化融為一體，而是指其形成了“一氣周流”的態勢。一方面，運河流經的區域文化有其特定的土壤，文化類型縱非對立但必然有異，事實上，大運河流經區域也並未形成具有高度認同感和歸屬感的文化區域；另一方面，融合併非各種元素簡單相加，也不是各種因素相互作用就會形成新的變數，而是指多元文化及運河之間融合自洽的狀態。這態勢在帝制時代，並不必然帶來社會變革，但使中國漸趨走向社會的開放、市場的專業化並促使等級序列體系鬆動。

當下，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和傳統文化保護、傳承與利用的背景之下，“通”依然是大運河文化的邏輯起點和核心特點，它所演化出的聯通、流通、變通及融通的功能雖已部分發生變化，但其精神的核心要義依然可以貫通古今，萬物流通帶來的不僅是“扁平世界”的趨勢，還有世界文明的互鑒。大運河文化以其“通”達之力，繼續形塑著中華文化，推動著社會發展。

（作者：吳欣，係煙臺大學教授，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民間文獻與京杭運河區域社會研究”〔16AZS014〕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