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講好大運河的中國故事

大運河積澱了深厚而悠久的文化底蘊，凝聚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諸多領域的海量資訊。如何挖掘、傳承、弘揚大運河的時代價值和精神力量，讓大運河進一步成為聯通世界的文化紐帶，成為講述中國故事的流動舞臺？近日，“聯通的力量：運河與文化脈絡”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南京農業大學舉行，來自國內外30多家高校院所及相關機構的近百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會議，暢談大運河的歷史作用，共同為大運河的未來發展出謀劃策。

重要交通動脈：

聯通中國南北，也是國際貨運通道

中國傳統農業資源在空間分佈上總體呈現東多西少、南高北低的局面。因此，為維護國家統一與政權穩定，封建王朝設計了大運河這樣一種巨型水利工程以溝通南北經濟、調配國家資源，建立安全高效的糧食運輸體系。

“大運河之美，既在自然生態，又在治理之功，更蘊含人文。從早期的邗溝、汴河等區域性河流，到貫通南北水道直至元代被稱為‘大運河’，中國大運河在沒有石化動力、現代測繪等科學技術的條件下，僅依靠勞動人民的智慧和長期的實踐，完成了在農業技術體系下的多項發明和大型工程建設，創造了中華文明的一個偉大奇跡。”南京農業大學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吳榮順表示。

“在討論明清時代中國東西南北與社會經濟的空間關係時，京杭大運河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日本早稻田大學熊遠報教授説。

他表示，這條長約1800公里的人工運河跨北緯30度—40度，經過比較複雜的地形與不同的海拔高度，連接以長江、淮河、黃河為幹道的中國主要水系，其開鑿與維護已有千年以上的歷史。在明初恢復內河航運至清末重啟海運的約500年間，京杭大運河作為維繫政權、支撐王朝經濟財政運作的生命線，是當時在南北大地域之間唯一一條“物流高速通道”。“如果沒有大運河社會經濟與文化功能的正常發揮，難以想像明清統一中國政權的長期維持與穩定。”熊遠報説。

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副院長李恭忠教授以一個具體的例證將運河漕運形容為國家的“動脈”。1841年6月21日，也就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的第二年，在給英國駐印度總督奧克蘭的信中，英國前駐華代表義律建議英國遠征軍的下一個目標應該設為大運河與揚子江的交匯處，因為這樣可以使“整個帝國體系處於更深的驚恐之中”。“驚恐”的原因是什麼呢？在1841年10月2日英國內閣大臣埃倫巴勒寫給維多利亞女王的信中説得很明白，就是可以“阻斷中華帝國內部最主要的交通”。由於北方地區糧食産量較低，所以清廷長期以來不得不依賴京杭大運河從江南等地調糧北上。對於清廷來説，漕運是生死大事，萬萬容不得半點紕漏。

千百年來，大運河與沿岸城市的發展唇齒相依、興衰緊聯。浙江大學教授、江南區域史研究中心主任孫競昊教授講述了明清時期山東西南部運河區域的形成。以濟寧為例，因為處於運河的中間位置，成為商品的集散中心，附近地區到此購買來自各地尤其是南方的各種商品，如陶瓷器、茶、鹽、糖、紙張等。專業店舖和作坊在濟寧南郊運河河段鱗次櫛比。其中竹器業是濟寧非常有特色的行業，這是由於南來的漕運船工借助大量竹竿通過濟寧段密集的水閘，過後便就地遺棄，當地人用之製作各式各樣的竹器。

大運河不僅是聯通中國南北的重要通道，也是聯通中國與世界的重要通道。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産研究所所長、全國政協委員賀雲翱教授表示，“其一，大運河本身是古代‘海外客使’在中國境內的重要交通通道；其二，大運河對中國古代海絲城市或港城的形成發展有著巨大的支撐作用；其三，大運河對古代外國商品或其他文化元素在中國內地的流通發揮著重要作用。”

賀雲翱以多個考古學證據直接論證了大運河之於世界的“橋梁”作用。比如江蘇如東“掘港國清寺遺址”的發現，反映了9世紀時期中日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東海航線所開展的文化交流活動歷史，是目前唯一見證日本遣唐使在中國的考古遺跡，也是聯繫日本、東海、黃海、掘港、運鹽河、大運河及揚州乃至長安等海上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線路的重要節點，具有重要的國際性意義。

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長江學者朱英教授總結發言認為，大運河既是綿延千年的歷史文脈、穿越南北的交通動脈，也是當下彰顯中華文明特質、銜接國際空間戰略佈局的國運命脈。

帶動文化交融：

以盎然生機講述人與河的故事

大運河作為中華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標識之一，具有著獨特的精神內核與歷史文化價值，大運河所過區域也皆是歷史上人文薈萃之地。可以説，大運河改變了中國文化的延展空間，孕育著各美其美的多元文化，以盎然生機講述人與河的故事，從而使整個華夏文化呈現出豐富、交融的格局。

京杭大運河保證了漕糧的運輸，帶動了兩岸城市的發展與繁榮，也帶動了美食文化的興起與發達。南京農業大學人文與社會發展學院吳昊老師介紹，明清時期的山東運河區域“南北舟車畢集，舟楫駢至輻輳”，由於便利的交通運輸條件和優越的地理位置，山東運河沿岸餐飲服務業獲得了廣闊的發展空間，産生的影響不僅存在於食材的豐富和增多，還深刻地影響了明清時期山東運河區域的飲食思想觀念和風尚等精神層面，如南方的糧食、茶葉、水産、果品、點心等逐漸進入山東運河區域，南食之風在該區域甚為盛行等。

大運河滋潤了兩岸人們的生活，形成當地特有的傳統技藝、戲曲、手工等“非物質文化遺産”，這些非遺文化形式多樣、內涵廣博、底蘊深厚，至今仍閃爍著璀璨的光芒。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毛巧暉講述了“裏二泗小車會”的例子。

北京市通州區張家灣鎮裏二泗村曾處於北運河與通惠河交匯之處，屬張家灣碼頭的一部分，在明清時期處於北方政治中心與南方經濟中心的關鍵位置。進京趕考的學子、朝貢的使臣、南來北往的商人，都必須乘船至此處，再轉陸路前往城內。“裏二泗小車會”是一種舞蹈表演，一木質車架，外面蒙布，布上畫車輪，車架套係在表演者腰間，如女子坐車狀。另一人推車，表演推車趕路、上山過橋等動作，載歌載舞異常熱鬧。由於大運河上川流不息的人流，助推了這一民間藝術的繁榮，同時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推陳出新。現在，每年的春節、端午節，各村小車會聚集于裏二泗處，成為鄉民心中“最有看頭”的表演，作為北運河一帶流行的表演形式，為節日增添了歡樂氣氛。

大運河沿岸富有特色的雕像，也生動地展現了沿岸的人文風貌。日本奈良教育大學、關西外國語大學的名譽教授真鍋昌弘介紹了他本人在中國大運河北京段的考察經歷。

“北京地安門外大街的萬寧橋邊，有座飲水的石龍雕像。該場景生動地體現了水、運河、橋，及神話動物之間的聯繫。我認為這種運河邊的石雕同樣是運河文化遺産的一部分，並且是富有意趣的一部分，應該好好挖掘。這對於當時的我來説，是一幅令人眼前一亮的景象。因為這既反映了北京的文化景觀，又是一個城市運河和神話傳説融入日常生活裏的實例，並且體現了運河在現代社會的功能，是不可多得的河流文化研究對象。”真鍋昌弘説。

從古至今，大運河上舟楫穿梭來往，溝通南北。歷朝歷代的舟楫文化，也讓人感受到古代大運河文化的多彩厚重。浙江工商大學周鴻承副教授現場展示了一種被稱為“綠眉毛”的船隻。

明代之後，漕船為了運輸效率更高，普遍將漕船製作為“平底淺艙”的形制，這樣一來就可以裝載更多的漕糧，並較好地適應運河水淺的特點。漕船在各個地區具有著不同的特色，在運河的浙江段，一種船首形似鳥嘴，船頭上方還有兩道綠色弧線（形似眉毛），這種船型被當地人稱之為“綠眉毛”。“綠眉毛”是典型的三桅木帆船，小的速度像“快艇”，大的像鄭和船隊的“寶船”。“綠眉毛”作為運河之上最為便利的交通工具之一，反映了中國先進的造船技術和中國古代船匠們的聰明才智，也為中國舟楫文化增添了一抹亮麗色彩。

如何以運河文化為主線，挖掘歷史文化資源，探索運河文旅融合發展的新格局？南京農業大學人文與社會發展學院翁李勝副教授介紹了森林公園案例。“大運河森林公園位於北京市通州區，圍繞著流動的古老運河而建，多類型的生態文化景觀廊道承載著厚重的漕運歷史，這體現了大運河文化遺産保護開發中‘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進文化和旅遊深度融合發展’的要求。”

此外，與會的中日韓專家從本國河流文化遺産的保護利用出發，提出要倡導對河流文化的多維度研究及商業化利用，各方要取長補短、相互借鑒，共同推進河流文化遺産的保護利用研究。比如南京農業大學的何彬教授以“日本和河川文化”為例，比較了不同視野下對河流文化遺産的理解，進而認為“河川河流是文化的流通道路，它可以隨著船和物的運輸流通，帶去文化的交融。”

巨型文化符號：

是構建中國形象的重要資源

大運河是綿延千年的歷史文脈，是穿越南北的水運動脈，也連接過往與當下。大運河作為巨型文化符號，既蘊含豐厚的傳統文化遺産，也攜帶驅動國家“一直進取”的文化基因。此會議探討的另一個創新性維度，正是以大運河歷史文脈為研究對象，將其作為構建中國形象、增強文化自信的重要歷史文化資源。

2021年國家文化公園建設領導小組就《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保護規劃》答記者問時提到了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所具有的兩項關鍵性作用：“傳承中華文明的歷史文化標識、凝聚中國力量的共同精神家園”。

南京農業大學李勝疆博士認為，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是對民族國家“具有突出意義、重要影響、重大主題的文物和文化資源”的集中整合與呈現，其目的是打造以文物和文化資源為載體的中華文化標識，文化價值是國家文化公園的核心價值。他認為建設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有三點值得注意。

“一、要積極挖掘與梳理沿線區域的歷史文化資源，推動歷史文化資源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是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歷史使命。比如江蘇段要充分發揮沿岸‘歷史悠久、文脈昌盛、經濟發達’的獨特優勢，積極梳理運河文脈，為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提供文化材料。二、‘人’的參與才是促進文化流動、發展、傳承的根本保證，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要明確‘以人為本、文化共生’的價值取向。三、各區域在展現自身形象的同時，既要保持與國家形象‘線貫性’的統一，又要保有獨具韻味的本地氣質。”

南京農業大學李明教授表示，大運河蘊含著豐厚的歷史文化遺存，貫通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記憶，攜帶著厚德載物、自強不息、銳意進取的文化基因。當下應從文化基因這一新的視角出發，對大運河文化遺産進行新的建構，這種建構能夠為傳播國家形象、增強文化自信以及傳承中華優秀文化奠定堅實基礎。

“以大運河樹立各民族共用、統一的中華文化符號，就是以完整系統的視覺表達體系，展現中華文化特徵與中國形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南京大學丁和根教授説。

南京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長江學者馬俊亞教授等與會專家學者們就“小冰期與災害”“運河與環境”“保護與傳承”“史學研究方法的傳統與當下”等學術熱點問題作了精彩論述。

吳榮順表示，2019年，南京農業大學成立了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研究院農業文明分院，推動大運河研究的持續發展，重視挖掘大運河文獻資料背後的歷史和文化價值。其中“大運河歷史文脈梳理與國家形象建構研究”項目聚焦大運河歷史文脈及其在當下研究中的傳承創新與利用，以及民族國家如何以大運河作為建構國家形象的歷史文化資源。

“文化遺産攜帶著獨特的時代印跡，像黃河、長江、長城、大運河這類巨型文化遺産是我們當下講好中國故事、增強文化自信的重要歷史資源。”作為會議發起人，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研究院農業文明分院副院長、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項目“大運河歷史文脈梳理與國家形象建構研究”首席專家、南京農業大學人文與社會發展學院路璐教授這樣認為。

路璐提出，大運河歷史文脈既是歷史上輸送漕糧、溝通南北、潤澤民眾、綿延千年的水脈，也是傳承歷史、建構認同、聯通世界、鑄造華章的文脈。大運河作為時空體量巨大的巨型文化符號，一旦被民族國家徵召，它所攜帶的歷史靈性與文化基因就能夠建構起一種溫和、聯通、包容的大國形象。從內在視角看，大運河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識，是中國文化的記憶之場，承載著中國人的文化鄉愁。在大運河歷史文脈中，內蘊的“以人為本”的核心思想、“家國情懷”的責任擔當、“海納百川”的文化取向、“和而不同”的文化性格，立體化地呈現了建設美好家園、謀求和平發展的國家形象。從外在顯現看，大運河在歷史上為古代中國與世界的文化往來搭建平臺，其北接長城文化帶，西挽陸上絲綢之路，東聯海上絲綢之路，這條文化脈絡勾連起中華民族自我與世界的交流。

“大運河是一條增強文明互鑒、推動國際文化交流、樹立國際形象的河流，它在聯通與交融中關注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呼應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平等相待、合作共贏的文化關切。”路璐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