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暴力可能會讓孩子出現創傷後應激障礙，他們的腦海中會不由自主地反覆浮現創傷發生時的情境，晚上會做相關的噩夢，注意力無法集中，並持續處於警覺狀態，常常伴有焦慮、抑鬱情緒。有些孩子由於校園暴力會對學習失去興趣，不想去上學，對孩子的社會功能産生較大的不良影響。這類孩子罹患抑鬱症、雙相障礙等情感障礙類疾病的風險比其他孩子更高，罹患進食障礙甚至精神分裂症的風險也更高。有的孩子因內心的痛苦和煩惱出現自殘行為，自殺風險也高於普通人群，還有的孩子可能通過抽煙、飲酒等緩解內心的痛苦，從而出現藥物濫用的問題。
“啪！”一記耳光扇到了陳欣的臉上。
彼時正讀初中的陳欣剛剛放學，走出校門沒多遠，就被學校裏“打架團夥”的一個人迎面走來打了一巴掌，然後對方就走了。一切發生得太快，她都沒來得及反應。
等到回過神來，才明白自己在校門口當著所有人的面被打了，“真的很傷自尊”，滿心委屈的陳欣哭了一路回到家裏。然而她沒有告訴父母和老師。“一方面覺得丟人，另外也覺得告訴了他們也沒什麼用，而且我那時候膽子也比較小。”
事情的起因是陳欣無意中聽到了這群人正商量要打她認識的一個人，她把這個消息告訴了認識的人，沒想到自己卻被打了。
一個星期後，陳欣住的宿舍開始丟東西，打她的那幫人，大概有五六個，集體向老師舉報是陳欣偷的。老師也沒多問什麼，在英語課上把她叫出去直接説：“如果家裏困難可以和學校反映，我們會多給你些補助，為什麼要拿別人的東西……”
現在已經大四的陳欣，回想起這一幕依舊覺得很難受。被污衊成小偷以後，當時是英語課代表的陳欣要求辭去課代表的職務，陳欣現在回憶説：“可能是種報復心態，就覺得老師都那樣説了，我幹嗎還要當這個課代表。”
從此以後，英語課上，陳欣開始拒絕認真聽課，經常會疊千紙鶴、折愛心。她的英語成績從當課代表時的130分下降到90分左右（滿分150分），高考英語只考了93分，直到現在陳欣的英語成績也不是很好。
12月1日起，《廣東省教育廳等十三部門關於加強中小學生欺淩綜合治理方案的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開始實施。據了解，這是我國第一次由省級行政部門發文管理校園欺淩問題。在這份1.3萬多字的文件中，對校園欺淩如何定性、事後處理、懲治辦法、權責歸屬等問題進行了比較細緻的規定。
其中，陳欣所遭受到的欺淩在《實施辦法》第二十二條中被歸為“情節比較惡劣的嚴重欺淩事件”。《實施辦法》中明確規定，發生學生欺淩事件後，學校應安排心理諮詢教師對欺淩者和被欺淩者進行心理輔導。
同時，政府部門和學校相關工作人員如在學生欺淩事件發生後的處置存在失職瀆職行為，因違紀違法應當承擔責任的，依法給予相關責任人黨紀政紀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校園欺淩傷害具有滯後性
記者在採訪過程中發現，包括陳欣在內，曾遭受過校園欺淩的人都不確定自己的經歷算不算校園欺淩，儘管他們很多已經受到了實質性的傷害。
除了辱罵、污衊等無形的欺淩行為，“一些軀體攻擊的欺淩行為其實也很難被發現。”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兒童心理衛生中心主任、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副理事長劉靖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
劉靖在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的臨床一線工作了30多年，她曾經接診的一位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小患者，被同學騙到校外無人的地方毆打，這個孩子由於害怕更嚴重的報復一直不敢告訴老師和家長，直到一個月後由於其他途徑，家長才發現自己的孩子遭受校園欺淩了。
劉靖解釋説：“校園暴力可能會讓孩子出現創傷後應激障礙，他們的腦海中會不由自主地反覆浮現創傷發生時的情境，晚上會做相關的噩夢，注意力無法集中，並持續處於警覺狀態，常常伴有焦慮、抑鬱情緒。有些孩子由於校園暴力會對學習失去興趣，不想去上學，對上學非常恐懼，甚至輟學在家。這些都給孩子帶來很大痛苦，也對孩子的社會功能産生較大的不良影響”。
除此之外，劉靖表示：“這類孩子罹患抑鬱症、雙相障礙等情感障礙類疾病的風險比其他孩子更高，罹患進食障礙甚至精神分裂症的風險也更高。有的孩子因內心的痛苦和煩惱出現自殘行為，自殺風險也高於普通人群，還有的孩子可能通過抽煙、飲酒等緩解內心的痛苦，從而出現藥物濫用的問題。他們的人格發展也可能受到影響（雙相障礙是以抑鬱發作與躁狂或輕躁狂發作交替出現，或躁狂抑鬱混合發作為特徵的一類精神障礙——記者注）。
劉靖補充説：“校園暴力給孩子帶來的傷害是絕對不容忽視的。這種傷害給孩子心理造成的負面影響常常不是暫時的，而是長期廣泛存在的，甚至會持續終生”。
從事心理諮詢工作10多年的北京心理衛生協會常務理事馬澤中，曾接待過一位校園欺淩的受害者。這位受害者中學時曾被堵在女廁所，要求脫光衣服後自己打自己耳光。等上大學時，她發現自己有建立親密關係的障礙，對性比較冷淡，所以前來諮詢。這位受害者潛意識裏覺得自己的身體臟，內心非常自卑。
馬澤中表示説：“這種傷害我們普通人是感受不到的，只有在親密關係中才能發現，這是很深的隱性傷害。”這説明瞭校園欺淩的兩個特點，一方面它的傷害可能有一定的滯後性，滯後的時間可能是幾個月，也可能是很多年，這讓家長、老師甚至是受害者在歸因時，可能會忽略校園欺淩本身；另外，校園欺淩的受害者一般都會覺得羞恥，不會主動和人提及，而且校園欺淩會發生在比較隱蔽的場所，也確實比較難發現。
《實施辦法》值得在全國推廣
暨南大學的崔一凡曾經目睹過校園欺淩事件。上初中時，他們班有一位成績很差的男生，“人也比較滑頭，我們班主任不喜歡他，就把他安排在教室最後一排。”
初二的時候，下課或者放學後，經常會有一群男生到教室後面群毆他。有時候會有十幾個人，但是直接衝突的就幾個人，其他男生出於好玩的心理，跟著起鬨，也參與到了這場“集體霸淩”裏。
崔一凡説：“有一次，我真的看不下去了，但是也不敢去拉架，而且覺得自己是女生，也拉不動。就去找班長，班長是男生，但是班長也無動於衷。”後來崔一凡聽同學説，這個被欺負的同學沒上高中，在她上大學之前，這位同學就結婚了。“這件事我記到現在，也比較後悔當時沒有多做一些，選擇了沉默。如果當時把這件事反映到年級主任那裏，可能他也不會受到那樣的對待，也許會繼續唸書。”
10月30日，《實施辦法》便在網上公佈了細則。該方案的出臺在網上引起了眾多網友的評論，好多網友表示：“多希望自己上學的時候有這樣的文件。”在天津一所小學當老師的田媛認為，校園欺淩處於出事了就受到關注，過後又成為被大眾遺忘的邊緣狀態，這次文件的出臺可以提醒老師們多關注這方面的問題。
由於中小學生正處於人生成長的關鍵時期，校園欺淩行為可能會改變他們對世界的認知，也會影響他們今後與人的交往。所以在劉靖看來，《實施辦法》的出臺是對兒童和青少年很好的保護措施，“對孩子的暴力傷害來自很多方面，包括家庭的暴力傷害、社區的暴力傷害等，校園的暴力傷害是其中一個方面。這個文件的出臺對保護孩子的身心健康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馬澤中則認為：“這是整個教育界的一個進步，也是整個社會對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重視的一大進步，很值得在全國推廣。”
終止暴力人人有責
在接受採訪時，劉靖反覆向記者強調，校園欺淩所帶來的暴力傷害只是暴力傷害中的一種。在孩子成長過程中，可能面臨來自多方面的暴力傷害。
相比于校園暴力，劉靖認為家庭暴力也應該引起同樣的重視。在家庭暴力中，受害者除了伴侶外，也常常包括孩子。受我們傳統文化的影響，很多家長認為打罵孩子是理所應當的事情，未能考慮到對孩子的侮辱性語言和體罰會給孩子帶來傷害。此外，經歷家庭中父母伴侶間的暴力，或對孩子忽視、冷漠、不聞不問的冷暴力也會給孩子帶來傷害。
由於校園暴力經常發生在一些隱蔽的角落，比如廁所等地方，所以會面臨取證困難的問題。而在取證和鑒定的困難程度方面，家庭暴力有過之無不及。
《實施辦法》出臺以後，在政府的大力推廣之下，不管是城市的學校還是農村的學校，都會落實執行。而家庭暴力則很難通過這樣的方法進行干預，尤其在一些相對偏遠地區，是社會輿論比較難以影響的地方，再加上“打老婆、打孩子天經地義”等傳統陋習的存在，終止這些地方的暴力傷害更加任重道遠。劉靖認為，通過兒童保健系統在家長帶孩子進行定期保健時進行系統的宣傳教育，可能對減少家庭暴力的發生發揮一定積極作用。
劉靖表示：“暴力傷害是廣泛存在的，終止暴力的行為應該在全社會範圍內開展，終止校園暴力只是其中的一環，應該終止各種針對兒童的暴力行為，對此我們人人有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