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的寫作

    我們從網路文學和重返社群的趨勢中可以看到中國小説仍然是有力量的,它會在市場的重重挑戰和困難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它依然是中國現實的異常“有機”的部分。它還會有一個未來。只是我們這些讀者應該和它一起向前走。於是,我們應該讀中國小説。

      2001年中國作家的努力當然不可忽略,但無論如何我們總會感到:現實世界的發展比小説更加吸引我們的注意。真實的生活跨越了虛構的邊界,甚至侵佔了想像的領域,而消費文化的浪潮又使得想像變成一種狹窄的趣味的時候,小説的能量究竟在哪?我希望能夠勾勒兩個有趣的生長點,為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寫作提供一個參照。

      網路文學給全球化時代的寫作提供了一種另類的選擇,它在未來寫作的影響力是不可估量的。

      小説的一個最為有趣的生長點,是網路文學在2001年的成長。它今天已經形成了一種真正的文學潮流,而不僅僅是一種新奇的玩藝兒。隨著網路泡沫的土崩瓦解,網路文學不再是“注意力”或者“眼球”奇跡的點綴。在一片喧囂過後,它業已成為一種真正的文化生産的可能性。實際上,網路文學並沒有提供那種徹底的互動和開放的文本,相反,它的形式其實仍然是接近於紙面寫作。

      但網路文學的成長卻標誌著一種新的出版模式的崛起:它可以突破原有出版模式的局限,將一些出版界未必感興趣的作品,直接推向讀者。這是一種新的“文化民主”形式,它提供了閱讀的多樣的選擇。網路可以將出版業的“盲點”變成自己的力量。在出版的種種流行趨勢之外創造自己的可能。這是文學的延伸而不是文學的斷裂———2001年文學的想像力的相當的部分,是來自網路的。

      這可以從2001年引發關注的寧肯的《蒙面之城》看出端倪。《蒙面之城》是關於成長和漂泊的小説。我們在這裡好像看到了少年維特式的浪漫。少年馬格探究自己生命的秘密和他在中國的漫遊,是一個異常瑰麗的故事。在這裡,北京、秦嶺、西藏和深圳,都是一些夢想中的地點,馬格的漫遊歷程充滿了詩意和幻想,他對於世界的觀察的角度也非常特殊,這些地點其實隱喻式地呈現了當下中國生活的不同方面。馬格也渴望一種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外的選擇,而這渴望其實也存在於我們的心底。

      這本書正好和所謂“70年代出生作家”的寫作相反。那些作家逼真地表現了當下中國都市年輕人的個人奮鬥的慾望和掙扎,而馬格的故事則告訴你不要忘記詩意和靈魂。它的特異性在於,它並不是一部流行風格的書,卻是經過了網路中的“眼球”的檢驗,獲得了市場的認同。這説明網路本身仍然具有市場的潛力,它可能在出版商的“篩子”之外提供另類的可能性。

      另外一部還沒有紙面出版的網路小説同樣非常有趣,這就是孫健敏的《電子遊戲程式》。它似乎從一個另外的方向,實現了網路文學的可能。《電子遊戲程式》是一部詭異的小説,它以“電子遊戲”的方式製作小説,有一個異常複雜的結構和微妙的種種人物關係。它當然繼承了80年代以來“小説實驗”對於小説變革的成果,但孫健敏的特異之處是:他有一個來自IT文化的背景,一個與電子遊戲直接有關的背景。在這個時刻,虛擬的真實通過“眼球”的注視穿越了真實、虛幻的二元對立。他的瑰奇的想像力使得時間、空間之間、人物之間出現了一種極度混雜和曖昧的關係,凸現了一種“不確定性”的作用,孫健敏可以説最為有力地實踐了種種寫作的可能性。

      從寧肯和孫健敏的例子我們可以發現,網路文學給新的全球化時代的寫作,提供了一種另類的選擇,它在未來寫作的影響力應該是不可估量的。

      20世紀90年代有關“社群”關切的寫作,曾經引起過人們的關注。

      20世紀90年代有關“社群”關切的寫作,曾經引起過人們的關注。如談歌、劉醒龍、關仁山等人的小説,都在全球化和市場化的急劇變化中,表現了對於“社群”團結的承諾和對於弱勢群體的感情。但在文學界複雜的潮流變化之中沒有能夠持續地展開,反而在近年有沉寂之感。

      但中國在全球化之中的種種嚴峻的內部挑戰依然存在,中國內部的結構的複雜性仍然存在。同時全球化造成的分裂也産生了嚴重的文化後果,這種後果的中心是一種深刻的“認同危機”。一方面“環球居民”構想的誘惑,造成了一種脫軌的、無法與本地社群相互融合的全球化的新社會力量。而這種力量其實也難以完全“融入”所謂全球大同的幻想。另一方面,則同樣有人被拋在全球化之外。沒有機會捲入全球化的浪潮。而急劇變換中産生的認同的危機在於舊的堅固性的危機,個人的自我經驗不足以保持在變換中的自身,只能在其中隨波逐流。

      這種問題並不因為90年代中期的“社群文學”在近期的沉寂而在文學中消逝,在最近的寫作中這種對於當下全球化後果的反思仍然指向了一種社群的認同。這讓我看到了流行的中産階級趣味和消費的無所不在的力量之外的可能性。

      我在這裡要提到池莉的小説《看麥娘》,這是繼《致無盡歲月》之後,池莉最為有力的作品。人們對於池莉已經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看法,認為她是中産階級消費文學的代表和電視劇文化的寵兒,她也以近年來持續的對於中産階級的家庭危機和感情問題的表現受到關注。但池莉始終有另外一類小説,對於一種強烈的社群的認同感有非常詩意的表現,對於在全球化和市場化進程中的急劇變化的社會中的確定性的需求。在她1998年的《致無盡歲月》中,對於社群認同的表現是以對於武漢這個城市的感情出現的。這裡有責任、友誼和相互信任的關係,這些都被池莉變成了一種真正的詩意。

      而這篇《看麥娘》則更加深入情感的深處,也將責任、友誼和信任推到了前景,不斷地重申這些價值對於我們的不可估量的意義。主人公易明莉對於自己的養女容容的尋找乃是對於過去感情的承諾,也是對於時代的追問。在《看麥娘》中,用看麥娘命名的狗尾巴草象徵了一種默默的堅強和承諾。易明莉忠實于友誼,忠實于對於母親的責任———儘管過去的女伴有不堪回首的感情經驗,並已經患有精神病,儘管容容僅僅是養女,而且在北京過一種曖昧不明,直到失蹤的生活,總之這些都顯示了全球化時代生活方式的變化,對於人的無情的衝擊和改變。

      池莉只用了不多的篇幅就給予了這個時代一個浮世繪式的勾勒。池莉賦予了我們一種來自社群的情感,這種情感的存在當然難於抵禦全球化的旋風,但它是中國的普通人的承諾,它們同樣是不可抹煞的。

      這種社群的激情也同樣表現在如阿成的《東北的吉普賽》或者白連春的《我愛北京》這樣的小説中。《東北的吉普賽》表現了一個在北京奮鬥失敗的東北青年在依蘭的“二人轉”班子中獲得的溫暖,表達了被全球化拋在外面的“輸家”的尊嚴和力量。而《我愛北京》則表現了為了兒子的死來到北京的農村老人李多糧,和在北京寫作的“我”之間的相濡以沫的感情。這種感情建立在共同的鄉土的紐帶之中,但又將它變成了一種新的生活的力量。李多糧和我,兩個底層的中國人之間的感情和他們對於這個國家的感情,並沒有因為艱難的生活而有所變化,“我”對於李多糧的關切正是這種社群情感的最為有力的表現,他們仍然有所期望也如同易明莉般的不會放棄,白連春把這種力量表現的格外打動人心。

      因此,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中國的寫作並不僅僅有某種階層的趣味,儘管這種趣味也體現了一種活力,但同樣也有對於這個時代的另外的追問和思考。這種思考的基點來自於對於社群的承諾,對於社會團結和共同發展的期待。這不是對於全球化的消極的反抗,也不是對於全球化的被動的迎合,而是在其中發出的獨特的中國的聲音,這正是中國的在百年悲情之後的新的民族性格塑造的起點。我們從這些小説中可以感到重返社群後小説展示的活力和生機。 (北京大學 張頤武)

    《中國青年報》2002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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