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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中的道德與不道德

中鋒

    曾經看到一本雜誌上發表了題為《解散中國作家協會》的文章,對作協以官辦的方式眷養作家以及當代作家的生存方式予以抨擊,並呼籲“一切有良知的覺醒了的作家”自動從作協脫離出去。我以為,文章儘管做的過於聳人聽聞了一些,但總體上還是切中要害的。

    “作家”一直被看作是社會道德和良知的鏡子,“作家”的職業也因此被人為地包裹上了特殊的光環。

    職業是人謀生的最基本的手段,可以簡單地説“社會的人往往就是職業的人”。作家難逃此限。在文學內部裂變主要表現在寫作目的的分歧。有“為時而做”的時代的歌唱者;有的淪為寫作機器,所謂的“自由撰稿人”,有關氣門寫作的自慰型作家,還有的循入玄學。

    在一個競爭日漸激烈的時代,生存的動機、目的隨時都可能覆蓋作家所保持著的精神品格。如果説90年代作家仍然要不是地招惹社會的現實的話,那是因為人們在財富、效率、金錢、精神等等之間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窘迫、痛苦、徬徨。

    在當今這個基本上以經濟收入來衡量一切的社會裏,作家寫作所要求的心靈的“自由”能夠得到保障嗎?這其實已經不是作家本身的焦慮了。

    在作家的傳統身份受到責疑的同時,人們對寫作這一行為的迷戀反而在另一個方向上被重新刷新了。普通的或者叫常識性寫作得到鼓勵。除了資訊社會對資訊的習慣信匱乏之外,寫作的動機形成巨大的懸念:人們到底在迷戀寫作中的什麼東西呢?

    寫作即“表達”,如果公開發表,語言就以印刷品的方式得以傳播,並可能影響讀者。日記也是寫作,如果這個行為僅僅到此為止,也就是説日記不那出去發表,那麼,日記的價值就無從了解,顯現。

    寫作的得意就在於語言的可傳播性。在這之前,寫作還是需要前提。在14世紀的歐洲,只有貴族才能夠享受教育的權利,寫作是貴人生活的一部分,它隱含了明顯的權利成分。在中國,這種情況更加嚴重了。在古代,文字往往時刻在尺牘上的,窮人當然用不起尺牘。所以他們幾無法使用這種材料,也很少能讀到這樣的東西。新的技術革命接觸了附加在寫作上的限制條件,是寫作具有了濃厚的平民性,同時削弱了作家的權力。

    對每一個熱愛思想的人而言,“作家”的稱呼可有可無,更何況,現在的“作家”已經不是我們設想的“作家”了。職業本身的界定,構成了對行為自由的桎梏,於是,作家不再表現理想與自由。

    “自由撰稿人”的稱謂滿足了我們對作者身份理想的界定,至少在短時期內是有效的。“自由撰稿人”,意味著寫作是一項自我的、無拘無束的,甚至可以不惜自我討好式的行為。後來證明,這不是一個典型的中國意義的稱謂。據説在中國,第一位自由撰稿人是以寫新聞出生的。此人在不到3年的時間裏居然掙得了一棟洋房、一輛價值20玩的小汽車。反正他靠寫作發財了。這真是驚人的消息。後來就經不住考證了,因為很多編輯抱怨説此人的稿件是一稿多投的。寫作者的動機再次受到懷疑:“自由”就是賺取稿酬的自由嗎?還是僅僅是表達的自由(如日記)?什麼樣的自由才是道德的?這樣的自由存在嗎?

    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解決編輯與自由撰稿人之間的關係。自由撰稿人如果要出售自己的“自由思想”或者説文稿,通常經由媒體的編輯。從這個過程來看,編輯是自由撰稿人“自由”的充分必要條件;編輯要獲得優秀的文稿以保證自己的讀者群,自由撰稿人當然是應該爭取的一群人,形象點説是編輯的客戶。編輯也要適當地考慮自由撰稿人的自由。但是,他們不能遷就到讓自由撰稿人到處兜售文稿,因為這樣嚴重地傷害了媒體的聲譽,“第一手材料”是媒體的生命所在。説深一點,它關涉到一個道德範疇內的問題。

    批發文稿(即便是自己的)有悖文德。這是共識。共識的基礎在哪兒呢?新聞可以發通稿,為什麼評論、散文、小説不能重復發表?重復自己的思想也有罪嗎?

    魯迅,周作人時代,寫作還算是一項比較好的謀生手段,起碼他們沒有衣食之憂沒有商品房的困擾。他們的確沒有聽過“一稿多投”的事,因為他們的文稿值錢。大概相當於現在的一些時尚類雜誌所允許的價碼吧:千字幾百元,特稿千字千元。提高稿酬應該説是防止一稿多頭的方法之一。當然馬克思還説過一句話:“只要有利潤的地方,就有投機。”給“自由撰稿人”提高稿酬也可能順便調高了他們對利潤的追逐。道德看來不能以經濟手段來解決。曾經有一家女性雜誌率先刊登“十大不受歡迎的自由撰稿人”名單,並詳細列出不受歡迎的理由。“作家”被貶,“自由撰稿人”被曝光,這一連串的打擊促使我們又一次把目光投向“寫作”這個行為上來。什麼樣的寫作才是道德的?道德和自由能夠兩全嗎?

    有人説:道德的,真理的寫作本來就是清苦的寂寞的,但惟有這樣的寫作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自由的底線。我不知道這樣把道德魚利益截然分開去劃分人類的行為是否科學合乎情理。不過,顯然這種推論是想把道德設置成一個內斂的、克己的,甚至是缺乏效率、速度的東西。這與文明背道而馳。

    如果寫作活動天生就不值錢,那麼我們對靈魂的探究就顯得十分的矯情,我們一方面對寫作行為的崇高性寄予了無限厚望,但在另一方面又否認這種行為的價值屬性。

    或許,應該這麼説,寫作從來就遇道德沒關係。

    中國網2001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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