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的小説《塵埃落定》1998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講述了一個藏族土司的傻瓜兒子的傳奇經歷，他與現實格格不入，卻有著超時代的預感並成了土司制度滅亡的見證人。小説展現了獨特的藏族風情及土司制度的浪漫和神秘。獲茅盾文學獎。

    以下是《人民日報》記者對正在南京書市推廣《科幻世界》雜誌的阿來的專訪：

    ■小説三年遭冷遇

    《塵埃落定》1994年冬天寫完，1998年3月才面市，中間這麼長一段時間這本書在各家出版社之間作了漫長的旅行。

    很多作家偏愛自己的東西，好的東西覺得好，不好的東西也覺得好，但我自己確認不管從什麼角度講這起碼是對得起自己的作品。在擱下筆的時候，這部書能不能出版、能不能在市場上走紅或者別的什麼都不重要，要緊的是它印證了我當初的選擇，能寫出這樣一篇表達個性的東西，這已經足夠了。

    寫完之後我去找出版社，因為我當時沒什麼名氣，只能四處投稿。結果去了十幾家出版社，都被拒絕了。1997年夏天，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幾位編輯到成都，當時他們是找四川的一個作家鄧賢，就是那位寫《流浪金三角》的作家，後來聽説我有這麼一篇稿子，提出來要看一看，説實話我沒有抱太大希望，人民文學出版社是中國文學出版業的老大，在接受新型文學方面可能比較保守，但沒有想到僅僅在一個多月後就給了回話，要出這部小説。

    到目前為止，仍有不少人認為我會對許多出版社有怨氣，其實根本不是。我現在也是搞出版的，知道這中間有許多深層的原因。

    ■時間是最好的法則

    我一直覺得所有的現在都有一個由來，過去是什麼樣子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的現在。藏族社會的變革如此劇烈，是從一種社會跨入了另一種社會，在這樣的社會巨變中就特別具有戲劇性，而這正是當代許多強調關注現實的作家沒有看到的，就像足球，一個不怎麼樣的後衛就只知道貼身緊逼、犯規、鏟倒、罰點球，但若是出色的後衛就能做一個自由人，視野會更開闊一些。

    文學需要一種沉澱，需要一個距離，不是説不能寫現在，也許特別有天賦的人就能做到這一點，譬如托爾斯泰、肖洛霍夫就是寫的他們那個時代的現在。寫現在的文學也有風險，在這一點上我很佩服寫《抉擇》的張平，而寫過去的小説因為時間距離的原因不會那麼敏感。

    過去簽名售書的時候，我寫得最多的一句話是"傾聽時間"，時間會告訴我們一切，人世間最偉大的法則就是時間，雖然它是沉默的無語的沒有輪廓的。

    ■用畫面串起來的小説

    動筆寫《塵埃落定》的時候，在我腦中就出現了那樣的一幅圖畫，非常清晰強烈，就是雪後放晴畫眉在窗外枝頭叫，一個人躺在床上。當一個個細節很成功的話，就是給人物搭了個舞臺，就有了他們活動的空間。至於這些細節怎樣串聯起來，有很多是由不得我的，因為人物要運動、情節要發展，它有它自己的規律和邏輯，有時候都覺得自己不是在創作小説而是在記錄，我被情節牽著走。在我心中有了二三十個細節的時候，我就該寫點兒什麼了。

    我寫東西不論是詩歌還是小説，在電腦上打下第一行的時候，就知道這個東西能寫多長有多大分量，有時候只寫了一行就覺得沒戲，文字本身會給我一種強烈的暗示，文字和我之間有種感應。

    ■我用生命寫作

    我在細節上下了很多功夫，查閱了大量的文字資料，但史料只能提供一些客觀的制度和器物的記載，不可能有感性的人物甚至情節。所幸的是藏族地區雖然發生了很大變化，公路鋪進來了、汽車開進來了、村子裏高音喇叭響起來了，但它總有一些東西沒有變，在鄉村裏，過去的風俗和生活方式，特別是思維的方式都不可能有根本上的變化。我從小就在這樣的山區長大，就是現在我的家人除了妻子都還住在鄉下，這就讓我有了了解藏族人和他們生活方式的機會。

    寫東西需要人生積累，包括事件上的和情感上的，可是咱們中國人一提起情感就很狹隘，就是男女，其實我覺得它無處不在，人與自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都有一種關照，這種關照難以用言語表達出來，但它的確是存在的，經過日積月累就成了你自己的積澱。有人就問，你不知道那個人的心理怎麼去寫他？這就需要燃燒我的人生積澱，這是一個消耗生命的過程。

    我寫小説有沒動筆之前就想好了題目提綱的習慣，《塵埃落定》中有這樣一個場景，土司的城堡在早晨的陽光下被大炮轟塌了，土司的傻兒子站在一個山坡上看，灰塵飛起來，再落下去，等到塵埃落定的時候原來的城堡已經不復存在了。寫到這裡我情感上的消耗也很大，幾乎到了衰竭的地步，很想解脫出來，正好我也看到了結局，於是就用了"塵埃落定"。

    ■書出了就不再是自己的

    這本書出來以後有專家認為它借鑒了起源於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還有人説它是模倣《錫皮鼓》，不少記者也列舉出各種觀點問我贊同哪一種。我的看法是作者本人不要參與到作品的評價中去，創作是個很個人化的活動，這是一種個人的體驗，出版之後就成了公共讀物，就再也不是作家個人的東西，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讀它，這又是另一種個人體驗，自然要加進去讀者自己的東西甚至是誤讀，非要作者作出個什麼最終裁定是件很可笑的事。

    另外我也不是中學教師，一篇文章非得歸納出什麼中心思想，而且一部小説要是被人家用一句話就概括了也是種悲哀。對《塵埃落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歸納，這正符合我的文學觀念。一部小説的指向應該豐富一點，如果只説一點東西我卻用了幾十萬字，那我算什麼。

    ■我不是貴族

    因為《塵埃落定》是用第一人稱寫了一個藏族土司的兒子，結果引來了不少誤會，有人就以為小説有自傳性質，很多讀者就問我是不是一個貴族後裔，很遺憾我就是一個普通農民的兒子。

    我是一個藏族人，但我走過的路和那個時代的一般人沒有什麼太大差別，1959年出生於四川大渡河上游的馬爾康縣，俗稱"四土"，就是由四個藏族土司管轄的地方。1976年初中畢業就回鄉了，因為我是農民，連上山下鄉戴紅花的資格都沒有，別人叫下鄉知青，我們叫回鄉知青，這種區別很微妙，別人可以控訴各種苦難，而我們卻不能，不是沒有受過那樣的苦，而是沒有這樣的權利。後來恢復高考我因為學歷不夠不能考大學，就上了個中專師範，這是到目前為止我的最高學歷。

    ■英文版稿酬初步談定十五萬美元

    英文版要等到明年秋天才能面市，首先是在美國、加拿大。這家美國出版社曾經出過李銳和莫言的東西，而且在國外很受歡迎。稿酬初步談定是15萬美金，翻譯是由美國的漢學家來做，我不會參與，具體的細節由我在美國的經紀人代理，我只是在最後簽個字。

    為了對讀者和觀眾負責，我還是更傾向於把這部電影放到國外去拍。電視劇的改編也有意向性的接觸，這在國內做的可能性大一些。

    作家只要保證原創作品的品質，至於改編出來的電影電視劇是什麼樣作者也管不了。現在中國文壇上有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小説要靠電影電視劇捧著。原創和改編是兩碼事，原作不會因為改編的東西紅了就變好，同樣也不會因為改編砸了就變壞，其實這兩者是不相干的。

    《人民日報》200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