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懼怕的，不是貧窮，不是病弱，而是被淡漠。
近讀果戈理的《狂人日記》(《果戈理選集》，滿濤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這種認識更確實了。
文中的小職員“我”，無論多麼勤勉，無論多麼負責，終久被人淡漠著。“十一月九日”的日記記錄著他真實的生活樣相：
“我八點鐘到部裏。科長頭也不抬，仿佛沒有看見我進來。我也裝作好像我們之間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似的。我披覽並校正文稿。四點鐘下班。我走過部長的住宅，但一個人也沒有看見。飯後，大部分時間躺在床上。”
這種被漠視，使“我”感覺不到在社會上的價值，成為一個無聲無息的行屍走肉。這種狀況使“我”無法承受，“我”便故意犯一些小錯誤，以期引起上司的注意；但這些小錯誤，並不足以刺激業已麻木的官僚體制的神經，上司對此常常失察。當“錯誤”都不能引起人們的關注的時候，“我”只能用極端的手段，用自己的“發瘋”作最後的嘗試，即：自稱是西班牙總統，並以總統的身份對待和處理周圍的人與事。終於有了反應，“我”被當作瘋子投入監獄，遭到獄卒的杖笞；但“我”卻感到很受用，認為這是那個神奇的國度宰相對皇帝的特殊禮節。“我”在非人的待遇中為什麼還感到那麼愉快?因為“我”終於被關注了，難以忍受的漠視局面終於結束了。
在病態的社會，只有“反常”才能得到“健康”的禮遇。這是一種黑色的幽默，讓人不禁笑起來，並且伴著自憐的眼淚。因為“我”未嘗不是現實中的我們。
哀後深思，人為什麼拼命地追求身外的東西?諸如金錢、權勢、名聲、地位，甚至時尚、美色和種種令人鄙薄的帶有市井成色的東西?因為這些可以使個體在人群中得以凸現，得以被認知。人生並不是一個自我完善的過程，而是被社會塑造的過程，即被認可的過程；如果不被認可，生存的意義幾近於無。果戈理讓“我”在瘋狂狀態下發出了最清醒的聲音：
“不，我再也沒有力量忍受下去了。天哪!他們怎樣對待我!他們用冷水澆我的頭!他們不關心我，不看我，也不聽我説話。我哪一點對不起他們?他們幹嗎折磨我?他們要我這可憐蟲怎麼樣?我能夠給他們什麼?我什麼也沒有呀。我筋疲力盡，再也受不了他們的折磨，我的腦袋發燒，一切東西都在我眼前打轉。救救我吧!把我帶走；給我一輛像旋風一樣的雪橇。開車呀，我的馭者，響起來呀，我的鈴鐸，飛奔呀，馬，帶我離開這個世界!再遠些，再遠些，我什麼都不要看見。”
從“狂人”的自白中可以看出，被人淡漠，是一件比死亡還要難受的事情。
所以，人們爭幸、爭寵，要拼命發出聲音，這是拒絕被漠視和遺忘的本能的反抗，是一種人性的反應。知識分子執著于自己的個人立場，也是拒絕被社會融合與湮沒的極端之舉，與凡庸人群追逐市井時尚在人性層面上沒有本質區別。
這不禁讓我想到作家和思想者的寫作問題。
有人承認，自己的寫作是為了讀者；有人拒絕讀者，標榜其寫作只是為了傾聽自己的內心。憑著我的本性，我當然傾向於後者；現在看來，這二者並沒有優劣之分，只是寫作的姿態不同而已。其實，任何寫作者的寫作，都是以讓人們認可為前提的，都是以引領和指導讀者為指歸。正如周曉楓在《忠誠與背叛》一文中所説的那樣，“書寫者的勞動渴望著承認，沒有閱讀伴隨的書寫如同一場對方不在場的絕望暗戀，開始部分雖然壯懷激烈，但繼續下去存在太多現實困難。要有依次的葉片，然後才是花梗上托舉的燦爛朵瓣；那些葉子如同讀者，形成令人鼓舞的簇擁之勢，誰不嚮往投身其間?”所以寫作者的目的實現的過程，就是被讀者認可的過程。讀者的認可成就了作者的自我認可，寫作者就不會被遺忘和淡漠所傷害，就會葆有激情地完成寫作的使命。在這方面，馬原是一個清醒的人：他的最初寫先鋒派小説，是以強烈的先鋒姿態，提高他的話語強度，以引起讀者的關注；當先鋒性被時尚吸納與融合之後，他改變了策略，要以寫作流行小説重新引起讀者的注意。沒有受體的介入，哪能完成精神的引領，所以對寫作者最致命的懲罰，是讀者的淡漠。馬原是一個智者，他懂得不斷架設“我心”與現實溝通的橋梁。
當然，我敬畏那些為內心寫作的人。只有心懷超人勇氣的人才敢拒絕讀者，卡夫卡是文學史上的獨特例證。孤獨者的寫作如此寂寞，如此關涉內心，幾乎是個秘密；但寫作給他帶來的苦痛遠遠大於聲譽和快樂。在無人分享的大寂寥中，他一個人為神寫作。而且，他不僅是為神寫作，他自身就是神。然而，神是虛妄的，他能沉浸于非人間性的幻境之中而不接受人間溫暖的撫慰，他本身也就是“病態”的。況且，卡夫卡的再現，也是現代人把他從歷史的淡漠中解救出來的過程；這種“人間性”的解救過程，仍然是世俗的，是走下神壇的反諷。
所以，我孤標，並不反對別人的凡俗；我甘於寂寞，並不貶損別人的時尚；因為，拒絕被淡漠，是人自救的一種本能。在這種反抗中，不是淪為凡人，就是變成“瘋子”；還有他途否?只有神知道。
《光明日報》2001年9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