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圖在這篇短促的文章裏完成對《野草》的全方位解讀，不啻一次思想的冒險。面對這個意向奇特的文本和作者內心驚心動魄的衝突和緊張，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既定的閱讀經驗與寫作秩序註定將遭遇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
在完成于1927年的《野草 題辭》裏，魯迅描繪了一個危機四伏的黃昏的來臨：“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當我開口，同時感到空虛。”“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於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曾經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我對於這朽腐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還非空虛。”這種讓人徹夜難眠的言説，像密涅瓦的貓頭鷹的叫聲，深刻地擊中了我們。一旦進入這片“語詞的密林”深處，我們就能感受到，從這種近乎神諭的言説中釋放出的攫住人心的力量。比如《復仇》中那對裸身提刀、既不擁抱也不殺戮的復仇者和“被釘十字架的上帝”，以永久的靜穆，將復仇之刃懸在了缺乏生命意志的群體人格之上，實現著“無血的大戮”和“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比如《影的告別》中的“我”，“不願徬徨于明暗之間”，“將向黑暗裏徬徨于無地”；比如《希望》中高揚的“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的虛妄主義之旗……
顯然，作為魯迅中期創作的一個實驗性文本，《野草》從來就不是一個勻質的整體，或某種意識形態溫床上的衍生物。它的字裏行間滲透的進化論與唯意志論的思想基因，它對佛教與基督教奧義自由地開掘與闡發，以及對中國傳統的倫理主義的詰問，使《野草》更像一個混沌的漩渦，一個博爾赫斯筆底“小徑分岔的花園”。儘管作者對《野草》的界定——“大半是廢弛地獄邊沿的慘白色小花”——給它涂上了一層冷峻而神秘的色彩，但貫穿作者心路歷程的對“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的認知，和“反抗絕望”的人生抉擇，卻使薄薄的一冊《野草》義不容辭地負起了作者泰山壓頂般的心靈重荷。正是這份勇敢的承擔，像聚光燈—樣，照徹了靈魂的舞臺，將存在所處的“徬徨于無地”的邊緣境遇清晰而完整地展現出來。
如果將魯迅的全部作品當成—把匕首，那麼，《野草》就是銳利的刀鋒，而《墓碣文》則是刀鋒上閃爍遊移的寒光。這篇詭異的文章設定了一個“已死、將生、方生、未生”交疊的語境——“我夢見自己正和墓碣對立，讀著上面的刻辭。”在夢中的生命終點處，作者選擇了一種置身生死臨界面的姿勢，完成對存在的解讀。這本身就饒有意味。墓碣陽面的“于浩歌狂熱之際中寒，于天上看見深淵。于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于無所希望中得救。……”展現著人性中悲壯卻不失曠達的一面；遊魂化蛇，“不以嚙人，自嚙其身”的意象與墓碑陰面描述的“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慘烈行為，則堅定地從另—個角度指向人格維度的虛空。它讓我們每個人在親身體驗存在與非存在的抗衡中如雪崩般坍塌的同時，觸摸到存在的棱角——隱匿於心靈深潭中的恐懼與顫慄。這就是《野草》最撼人心魄的中心意向——為擺脫焦慮而迸發存在的勇氣，從而産生自決的力量。
在閱讀《野草》的過程中，我時常聯想起早年讀過的保羅 蒂裏希的《存在的勇氣》。在書中，這位美籍德裔哲學家扭轉了用信仰闡釋勇氣的箭頭，毅然通過勇氣解讀信仰。在他眼裏，信仰不再是蟄伏於人們頭腦中的一種觀念，或一成不變的精神定向，而是靈魂的存在狀態。這正是這位存在主義者給予我們的最深邃的啟示。而《野草》的作者在與保羅 蒂裏希截然相悖的生存環境裏，卻通過無數次直指心靈的“聖戰”，擁有了頭頂那片同樣燦爛的星空。因此，《野草》中那些閃電般的詩篇，不僅為我們提供了最為豐富的生命體驗，更重要的是，它引導存在走出了倫理主義的城堡，自信而勇敢地朝更為深邃與幽謐的本體論叢林邁進，即使化作塵埃，也將“見我的微笑”。正是這種超越文學行為之上的生存行為，使《野草》在地平線業已頹敗的精神境域裏，獲得了熠熠奪目的形而上的路標意義。
《博覽群書》 2001年9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