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25年1月開始的女師大學生的“驅楊運動”,開始時學生方面是佔上風的。當時教育部總長無人,由次長馬敘倫主持工作。有一天,有兩個女生到周作人家裏,自稱是學潮中的中立派,她們説:“只要換掉校長,風潮便自平息。”當晚,周作人就給馬敘倫打電話轉達此意。馬次長説:“這事好辦,校長可以撤換,但學生不能指定後任為誰。”周作人因不知道學生是否一定要誰來當校長,他不便答應馬次長,此事後來就擱下了。從這件事可見,楊蔭榆當時的地位岌岌可危。
到5月,雙方矛盾激化。早在4月14日國務院任命司法總長章士釗兼任教育總長。章士釗雖然揚言要“整頓學風”,但還不便立即插手女師大學潮的事。而5月7日,由於教育部下令不準學生在天安門召開紀念“五七”國恥和追悼孫中山大會,各校學生約3000人結隊至章士釗住宅前要求見章,章拒見,學生憤而搗毀章宅門窗傢具,軍警趕來,18人被捕。9日,各校學生至執政府請願,要求釋放被捕學生、罷免章士釗和保障言論集會自由。12日,章士釗請辭本兼各職,執政府表示挽留。在這樣的情況下,章士釗也無暇顧及女師大學潮。
這樣,4、5、6三個月期間,女師大學潮雙方處於相持階段。學生會為保護學校文件等起見,決定封鎖校長辦公室,由學生會總幹事許廣平在同學簇擁下執行(門上加鎖加封條)。楊蔭榆只得在校外找個房間辦公。雙方都向報界、社會各界、家長、師生散發大量宣言、聲明、感想。女師大校內,由於教職員工和學生的團結,一切工作照常運轉,學生堅持聽課,教師準時教課,校內有一段相對平靜的時期。
有一件事很能夠説明當時學生的心態。那是4月20日星期一,魯迅照常去上課。坐在第一排的幾個最愛搗亂:“周先生,天氣真好哪!”魯迅不理。“周先生,樹枝吐芽哪!”還是不理。“周先生,課堂空氣沒有外面好哪!”魯迅笑了笑。“書聽不下去哪!”“那麼下課!”“不要下課,要去參觀。”“還沒有到快畢業的時候呢,不可以的。”“提前辦理不可以嗎?”“到什麼地方去?”“隨便先生指定罷!”“你們是不是全體都去?”魯迅想測試是否少數人在搗亂,結果全體起立,大家都笑了:“先生,一致通過。”魯迅想了想,在黑板上寫出“歷史博物館”幾個字。當時歷史博物館設在午門——皇宮的一角。魯迅要大家分頭出發,到了午門聚齊。許廣平後來回憶説:“魯迅先生授課時很認真,不過絕不會隨便罵學生,這一層我們很有把握。有一天,趁新的講義還沒有印出來,先生正預備講書時,姑且和他鬧一下罷,如果成功,就有得玩了。”她又説:“原來這個博物館是教育部直轄的,不大能夠走進去,那時先生在教育部當僉事,所以那面的管事人都很客氣地招待我們參觀各種陳列:有大鯨魚的全付骨骼,各種標本,和古時用的石刀石斧,泥人,泥屋,有從外國飛到中國來的飛機,也保存在一間大房子裏。有各種銅器,有一個還是魯迅先生用周豫才名捐出的。其他平常看不到的東西真不少,勝過我們讀多少書,因為有先生隨處給我們很簡明的指示。”這次搗亂中的為首分子是許廣平。事後,她不無得意地給魯迅寫信説:“午門之遊,歸來總帶著得勝的微笑,從車上直到校中,以至良久良久;更回想及在下樓和內操場時的潑皮,真是得意極了!”當時她還沒有得到“害馬”的雅號,但“害馬”本性已有透露。
“害馬”後來到魯迅家裏又搗亂一次。那是6月25日,農曆端午節,魯迅在家裏請許羨蘇、許廣平、俞芬、俞芳、王順親5位小姐吃飯。羨蘇、俞芬、王順親都是周建人在紹興時的學生。許廣平與俞、王串通,將魯迅灌醉。魯迅醉後用拳打俞芬、俞芳的拳骨,又按住許廣平的頭。許羨蘇認為鬧得太過分了,憤然離席。事後許羨蘇對許廣平説:這樣灌酒會酒精中毒的,而且先生可喝多少酒,太師母訂有誡條。三天后,許廣平給先生去信“誠恐惶恐的賠罪”不已。魯迅復信説:“大約也許聽了‘某籍’小姐的什麼謠言了吧。”這“某籍”小姐即指許羨蘇。他特予辟謠:他那天並不醉,更沒有酒精中毒,“即使中毒,也是自己的行為,與別人無干”;“我並不受有何種‘誡條’,我的母親也並不禁止我喝酒”。許廣平卻又來信大加嘲笑:“這點酒量都失敗,還説‘喝酒我是不怕的’,羞不羞?”看來“害馬”對於那天的鬧劇又是很得意的。
(摘自《魯迅與許廣平》,倪墨炎、陳九英著,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中華讀書報》 2001年8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