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25年1月開始的女師大學生的“驅楊運動”，開始時學生方面是佔上風的。當時教育部總長無人，由次長馬敘倫主持工作。有一天，有兩個女生到周作人家裏，自稱是學潮中的中立派，她們説：“只要換掉校長，風潮便自平息。”當晚，周作人就給馬敘倫打電話轉達此意。馬次長説：“這事好辦，校長可以撤換，但學生不能指定後任為誰。”周作人因不知道學生是否一定要誰來當校長，他不便答應馬次長，此事後來就擱下了。從這件事可見，楊蔭榆當時的地位岌岌可危。

    到5月，雙方矛盾激化。早在4月14日國務院任命司法總長章士釗兼任教育總長。章士釗雖然揚言要“整頓學風”，但還不便立即插手女師大學潮的事。而5月7日，由於教育部下令不準學生在天安門召開紀念“五七”國恥和追悼孫中山大會，各校學生約3000人結隊至章士釗住宅前要求見章，章拒見，學生憤而搗毀章宅門窗傢具，軍警趕來，18人被捕。9日，各校學生至執政府請願，要求釋放被捕學生、罷免章士釗和保障言論集會自由。12日，章士釗請辭本兼各職，執政府表示挽留。在這樣的情況下，章士釗也無暇顧及女師大學潮。

    這樣，4、5、6三個月期間，女師大學潮雙方處於相持階段。學生會為保護學校文件等起見，決定封鎖校長辦公室，由學生會總幹事許廣平在同學簇擁下執行（門上加鎖加封條）。楊蔭榆只得在校外找個房間辦公。雙方都向報界、社會各界、家長、師生散發大量宣言、聲明、感想。女師大校內，由於教職員工和學生的團結，一切工作照常運轉，學生堅持聽課，教師準時教課，校內有一段相對平靜的時期。

    有一件事很能夠説明當時學生的心態。那是4月20日星期一，魯迅照常去上課。坐在第一排的幾個最愛搗亂：“周先生，天氣真好哪！”魯迅不理。“周先生，樹枝吐芽哪！”還是不理。“周先生，課堂空氣沒有外面好哪！”魯迅笑了笑。“書聽不下去哪！”“那麼下課！”“不要下課，要去參觀。”“還沒有到快畢業的時候呢，不可以的。”“提前辦理不可以嗎？”“到什麼地方去？”“隨便先生指定罷！”“你們是不是全體都去？”魯迅想測試是否少數人在搗亂，結果全體起立，大家都笑了：“先生，一致通過。”魯迅想了想，在黑板上寫出“歷史博物館”幾個字。當時歷史博物館設在午門——皇宮的一角。魯迅要大家分頭出發，到了午門聚齊。許廣平後來回憶説：“魯迅先生授課時很認真，不過絕不會隨便罵學生，這一層我們很有把握。有一天，趁新的講義還沒有印出來，先生正預備講書時，姑且和他鬧一下罷，如果成功，就有得玩了。”她又説：“原來這個博物館是教育部直轄的，不大能夠走進去，那時先生在教育部當僉事，所以那面的管事人都很客氣地招待我們參觀各種陳列：有大鯨魚的全付骨骼，各種標本，和古時用的石刀石斧，泥人，泥屋，有從外國飛到中國來的飛機，也保存在一間大房子裏。有各種銅器，有一個還是魯迅先生用周豫才名捐出的。其他平常看不到的東西真不少，勝過我們讀多少書，因為有先生隨處給我們很簡明的指示。”這次搗亂中的為首分子是許廣平。事後，她不無得意地給魯迅寫信説：“午門之遊，歸來總帶著得勝的微笑，從車上直到校中，以至良久良久；更回想及在下樓和內操場時的潑皮，真是得意極了！”當時她還沒有得到“害馬”的雅號，但“害馬”本性已有透露。

    “害馬”後來到魯迅家裏又搗亂一次。那是6月25日，農曆端午節，魯迅在家裏請許羨蘇、許廣平、俞芬、俞芳、王順親5位小姐吃飯。羨蘇、俞芬、王順親都是周建人在紹興時的學生。許廣平與俞、王串通，將魯迅灌醉。魯迅醉後用拳打俞芬、俞芳的拳骨，又按住許廣平的頭。許羨蘇認為鬧得太過分了，憤然離席。事後許羨蘇對許廣平説：這樣灌酒會酒精中毒的，而且先生可喝多少酒，太師母訂有誡條。三天后，許廣平給先生去信“誠恐惶恐的賠罪”不已。魯迅復信説：“大約也許聽了‘某籍’小姐的什麼謠言了吧。”這“某籍”小姐即指許羨蘇。他特予辟謠：他那天並不醉，更沒有酒精中毒，“即使中毒，也是自己的行為，與別人無干”；“我並不受有何種‘誡條’，我的母親也並不禁止我喝酒”。許廣平卻又來信大加嘲笑：“這點酒量都失敗，還説‘喝酒我是不怕的’，羞不羞？”看來“害馬”對於那天的鬧劇又是很得意的。

    （摘自《魯迅與許廣平》，倪墨炎、陳九英著，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中華讀書報》 2001年8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