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申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的最後期限日近，“要不要參加由中國發起的亞投行”成為近期不少國家首腦要考慮的問題。於是，有的國家繼續觀望，而多個國家則果斷前來。近日，隨著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等國家紛紛提交加入申請，亞投行籌建問題再度升溫。對於外界關注的問題，昨日亞投行首席談判代表會議主席、中國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也首度做出回應，毫無疑問，雖然中國多次強調無意左右亞投行，但在亞投行中卻充滿了中國立場。

　　亞投行總部敲定北京

　　在亞投行的籌建過程中，總部所在地絕對算是亟待落實的重要事項。特別是不久前印尼宣佈欲爭奪亞投行總部後，讓選址一事變得更受關注。對此，史耀斌明確，據去年10月簽署的籌建亞投行備忘錄，各方已一致同意將總部設在北京。關於是否在其他國家設立區域中心以及未來高管設置等問題，各方將根據未來亞投行業務的開展情況協商確定。

　　作為一個以黑馬姿態闖進國際金融體系的多邊銀行，亞投行的每一步都被放在聚光燈下。此前，倡議建立亞投行是中國將自己經濟發展硬實力昇華為更多地區話語權軟實力的嘗試，而總部敲定北京，則顯示出中國也將逐步承擔與其國力相稱的更多國際責任的決心。

　　“眾所週知，亞投行的很多決策不僅著眼商業，也要兼顧政治，未來各國領導人將常常相聚研討。而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定位為政治中心和國際交往中心，非常適合成為亞投行的總部。” 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院長王雍君告訴北京商報記者。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成勳也認為，亞投行促進了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並帶來了直觀的效益。有錢的國家和地區可以把錢借出去，收取利潤；需要錢的地區可以用這筆錢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形成雙贏。此次，總部落戶北京，對於京津冀區域發展來説更是個好消息。

　　否決權是個偽命題

　　值得關注的是，近期面對英法等多國密集申請加入亞投行，有媒體報道中國放棄在亞投行的一票否決權以換取歐洲國家支援。針對這一説法，史耀斌回應稱，亞投行決策機制和股份分配是亞投行章程的內容，目前各方正在進行磋商。亞投行是互利共贏的倡議，是對現有國際經濟秩序的有益補充，將遵循公開、透明、高效的方式建立一個全新的多邊開發機構。亞投行將按域內和域外劃分其成員，隨著成員國數量的逐步增加，每一個成員的股份比例都會相應下降。所謂中方尋求或放棄一票否決權是一個不成立的命題。

　　史耀斌還強調，在籌建亞投行的過程中，中國與澳大利亞、南韓、日本、美國相關部門一直保持溝通。中方歡迎域內外國家積極參與亞投行籌建，同時也將尊重他們是否加入以及何時加入亞投行的決定。

　　同時，無論相關國家是否加入亞投行，中方都願繼續和相關各方在一些多雙邊經濟對話機制下加強溝通以及同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現有多邊開發機構開展合作。

　　王雍君也認為，亞投行從籌建之初就提出面向全球，故該銀行帶有明顯的全球銀行色彩，在這種背景下，如果一方獨大，反而會影響其發展。所以按照股份享受權利承擔義務與亞投行的角色更為相符。

　　無最佳可言

　　對於亞投行的發展，史耀斌還表示，在數十年的發展進程中，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開發銀行不斷完善自身建設，積累了很多經驗和好的做法，在治理結構、環境和社會保障政策、債務可持續性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標準體系和政策要求。國際上將此統稱為“最佳”實踐。但實際上現有多邊開發銀行也一直在完善其相關政策、推行重大改革。因此，嚴格地講沒有最好的標準，只有更好的標準。

　　“作為一家新成立的多邊開發銀行和多邊發展體系的新夥伴、新成員，亞投行力求在治理結構、保障政策等方面將充分借鑒現有多邊開發銀行通行的經驗和好的做法，不走同樣的彎路，尋求更好的標準，” 史耀斌説，“中國也多次表態將和其他意向創始成員國一道，將亞投行打造成一個實現各方互利共贏和專業、高效的基礎設施投融資平臺。”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張斌分析，其實，亞投行的主要優勢在於定位鮮明，毫無疑問，基礎設施建設是經濟增長的平臺，“中國人很早就知道要想富先修路，英國經濟學家也提出過類似的大推動理論，可見，良好的基礎設施為經濟增長提供支撐，並可帶來全球經濟新一輪增長，這符合各國利益。而獨特的定位和優勢也決定亞投行自誕生之日起，就不可能去複製別人的最佳標準，而註定要走一條自己的路”。

　　北京商報記者 肖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