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成本”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補”任務之一。近年來，中國經濟長期賴以發展的生産要素低成本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交易成本、稅費、人工、土地、資金、能源、物流和匯率等企業生産成本的“八高”使得中國以比較優勢和後發優勢為主的“投資拉動型”和“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因此，降低製造業生産成本，減輕企業負擔，激發微觀市場活力成為當前經濟工作的重要內容。應進一步簡政放權，加大財稅、社保、金融體制改革步伐，理順能源價格形成機制，並加快推進物流行業整合與道路通行機制改革。

　　一、中國製造業生産成本的國際比較

　　製造業生産要素成本既包括勞動力成本、資金成本、土地成本、能源原材料成本和稅費成本等直接生産成本，也包括物流成本和匯率成本等流通成本，還包括整體營商環境和政府廉潔程度等外部交易成本。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

　　世界銀行發佈的《2016年營商環境報告》顯示，在全球189個經濟體中，中國的營商環境居第84位，較2015年上升6位。相比于美國、日本、德國、法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中國整體營商環境仍有較大的改善空間。而相比于巴西和印度等國，中國的營商環境相對較好。從分項指標來看，雖然中國整體營商環境排名上升了6位，但除了辦理施工許可和納稅兩項指標外，所有營商環境指標排名都下降了，特別是開辦企業和獲得信貸指標下降較為明顯，2016年排名分別比2015年下降9位和8位。目前，對中國企業而言來自各種不合理審批、許可和仲介服務收費等方面的負擔仍然較重。

　　（二）用工成本

　　國際比較表明，中國工資上漲速度不僅顯著快於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而且快於南非、巴西等發展中國家。2008-2014年，中國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年均增長率達到11.8%，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9.0%。同期美國工資實際增長率僅為1.9%、歐元區為0.5%、日本為-0.8%；南非和巴西的實際工資增長率分別為3.2%和5.7%。

　　從製造業而言，2008-2014年中國製造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年均名義增長率達到13.0%，同期第二産業全員勞動生産率名義增速為8.4%。並且，中國企業還要負擔“五險一金”的社保費用，其中企業需要負擔養老保險（單位繳費20%）、醫療保險（單位繳費6%）、失業保險（2%，單位、個人比例各省自定）、工傷保險（平均費率0.75%）、生育保險（不超過0.5%）以及住房公積金（不低於5%，不高於12%），合計為本單位職工工資總額的33%-40%（國外一般為15%-20%），企業的社保繳費負擔較重。由此可見，勞動力成本的過快上漲嚴重削弱了中國製造業的競爭力。

　　（三）稅費成本

　　按照國際標準的宏觀稅負計算方法，2014年中國宏觀稅負高達37.2%，已超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準（在30%-35%之間），與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極不相稱。同時，與發達國家實行“高稅負、高福利”政策不同，中國是在較低福利水準上存在較高稅負。並且中國宏觀稅負較高，主要體現為企業部門稅負高，不利於企業投資和創新。

　　（四）資金成本

　　2014年，中國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為5.6%，遠高於美國（3.25%）和日本（1.22%）等發達經濟體，但大大低於巴西（32.01%）、俄羅斯（11.14%）、印度（10.25%）、南非（9.13%）等發展中經濟體。如果考慮2014年中國工業生産者出廠價格（PPI）為-1.9%，中國企業貸款實際利率為7.5%，而同期其他國家的實際貸款利率普遍低於貸款基準利率，因而中國貸款實際利率明顯高於除巴西之外的其他主要經濟體。此外，中國企業貸款的仲介費用較高，所承擔的評估費、保險費、顧問費等費用普遍高於其他國家平均水準。

　　（五）能源原材料成本

　　儘管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大宗初級産品價格普遍出現大幅下跌，但是，受交易稅費、定價機制、流通費用、原料來源等因素影響，總體上中國能源原材料成本高於美國、俄羅斯、巴西等主要能源市場。能源價格相對較高對中國製造業競爭力帶來抑製作用。

　　中國煤炭價格仍高於主要國際市場。2014年，中國、日本動力煤、美國阿帕拉契、西北歐煤炭現貨價格指數分別為145.6、97.7、69.0和75.4，分別較2008年下跌16.5%、20.5%、41.9%和49.0%。從動力煤現貨價格來看，2015年底中國秦皇島、澳大利亞BJ、歐洲ARA港和南非理查德RB動力煤現貨價分別為每噸370元、339元、313元和320元，中國煤炭價格分別高出9.1%、18.2%和15.6%。

　　中國工業電價高於發達國家平均水準。2014年OECD成員國工業平均電價為每千千瓦時123.88美元。而中國工商業平均電價折合139.43美元/千千瓦時，可見中國工商業電價高於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準，更是美國平均電價的兩倍。但是，中國工商業平均電價明顯低於日本、德國、英國等國家。此外，經合組織成員國居民平均電價要高於工業電價，而中國則恰恰相反，2014年工業平均電價約為居民平均電價的1.52倍。

　　中國石油價格屬於世界中等水準。2015年10月，北京汽油價格約為5.92元/升，高出同期美國（3.8元/升）和加拿大（5.1元/升）54%和16%。主要是因為中國汽油價格中約有30%多的各種稅費（消費稅、增值稅、城市維護建設和教育附加費等），而美國和加拿大的燃油稅較低。但是，中國汽油價格明顯低於實行高燃油稅的日本和西歐各國，同期日本汽油價格高出中國汽油價格20%左右；西歐國家汽油價格超出中國汽油價格40%-80%。

　　中國天然氣比價大幅抬高。近年來隨著油價和煤價持續大幅暴跌，長期偏低的氣價在改革之後反而因比價偏高，成為抑制天然氣消費的主要因素。國際比較來看，2014年日本液化天然氣（LNG）進口價格為16.33美元/百萬Btu，是德國LNG進口價格的1.8倍，更是英國、美國和加拿大天然氣市場價格的2.0、3.8和4.2倍。日本LNG進口價格基本代表東亞地區的進口氣價水準，與中國LNG進口價格接近。這表明東亞地區包括中國在內進口氣價處於相對較高水準。

　　（六）物流成本

　　近年來，中國物流成本出現不斷降低的態勢，中國物流成本佔GDP的比重由2009年的17.6%降低至2014年的16.6%，但是仍然遠遠高於2014年美國（8.3%）和日本（8.5%）等發達國家的水準，也比世界平均的物流成本佔GDP的比重（11.7%）要高。因此，中國製造業的物流成本較高是造成製造業總體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七）土地成本

　　國際比較表明，2000-2014年，中國商品房年均售價累計上漲約200%，明顯高於主要發達國家漲幅。美國房價在金融危機期間出現大幅下跌，商品房價格指數在2011年見底，2012年開始反彈，目前已接近金融危機前的高點，較2000年累計上漲約51%。而日本房屋價格指數基本穩定，近年來幾乎沒有上漲。歐元區近十年來房價指數累計僅上漲6%左右。南非和印度的房價指數上漲較快，2000-2014年南非獨棟住宅價格指數累計上漲了369%，2009-2014年印度全國房價指數累計上漲了163%。此外，目前中國一線城市房價中土地成本佔70%以上，全國平均為50%左右，而發達國家（如澳大利亞）土地成本佔建築成本的比例僅為17%。

　　（八）匯率成本

　　儘管2015年8月11日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出現貶值趨勢，但自2005年7月匯改至2015年底，人民幣對美元、歐元、日元、港幣分別累計升值27.5%、41.0%、39.3%和27.1%，特別是這一時期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大幅升值56.2%。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許多國家和經濟體為了自身經濟復蘇和刺激出口紛紛推動本幣貶值。2008年7月至2015年底，人民幣、美元和印度盧比實際有效匯率分別升值36.3%、15.1%和8.1%，而同期歐元、日元、俄羅斯盧布、巴西雷亞爾和南非南特實際有效匯率分別貶值15.7%、12.5%、28.2%、29.9%和22.3%。因此，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大幅升值給國內製造業企業出口帶來了巨大壓力，造成出口産品競爭力明顯下降，出口需求減少，甚至影響到部分外貿企業的生存。

　　二、中國製造業生産成本偏高的原因

　　（一）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致使制度性交易成本偏高

　　近年來，我國雖然在不斷推進簡政放權，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但對企業來説，各種審批、許可行政事項仍然較多。同時，存在明顯舊有路徑依賴，部分辦事程式並未隨著簡政放權馬上作出調整，甚至部分中央政策難以落地；行政事業等公共機構龐大，財政供養人員規模大、費用高並因人設事，直接或間接增加企業交易成本。

　　（二）勞動力供求變化及社保分擔機制不健全導致用工成本快速上升

　　近年來，中國勞動力成本出現快速上升趨勢。首先，由於人口結構的變化，適齡勞動人口（16-59歲）佔總人口的比例在2010年達到峰值，2012年以來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量開始下降，剩餘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結束。其次，《勞動合同法》在保障勞動者合法利益的同時，明顯加大了企業對員工社保支出。第三，隨著居民收入水準和生活品質的不斷提高，休閒娛樂等閒暇需求加大，減少了勞動時間，進而會加大勞動力供應緊張。此外，社保分擔機制的不健全使企業的社會保障負擔沉重，影響了企業生産經營的活力。最重要的是，我國技術升級和勞動生産率提高的速度慢于勞動力成本上升速度，這是影響競爭力的關鍵。

　　（三）宏觀稅負較高加大企業稅收負擔

　　我國宏觀稅負比較高，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上繳利稅較多，政府性基金收入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增長較快，此外，還存在企業辦社會的情況。同時，目前我國間接稅的比重較高，2014年增值稅和營業稅為主的流轉稅佔總收入比重超過70%，這部分主要由企業部門負擔，而由居民部門負擔的所得稅、房産稅等直接稅佔比較少。此外，每當經濟下行財政增收困難的時候，部分地方政府便開始清理各種稅收優惠，甚至徵收過頭稅，進一步加大企業的稅費負擔。

　　（四）金融體制不完善導致企業融資成本居高不下

　　産能過剩行業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等缺乏利率彈性的部門的巨大資金需求拉高了資金成本；銀行理財産品、電子金融等金融産品及影子銀行等市場化融資渠道分流了部分資金。當前，以國有大銀行為主的金融體制及金融資本“避實就虛”，貨幣市場短期利率水準降低不能有效傳導到信貸市場，使企業融資成本居高不下。

　　（五）能源價格形成機制不順使企業用能成本過高

　　受定價機制、交易稅費、流通費用、開採成本等因素影響，總體上中國能源成本相對較高。我國汽柴油等石油終端産品價格明顯高於美國和部分資源國，主要是稅費較高的結果。目前，我國成品油價格中包含著增值稅（17%）、消費稅（汽油1.52元/升、柴油1.2元/升）、城建稅（稅率7%）、教育費附加（稅率3%）、地方教育附加（稅率2%）。因此，當前我國每升汽油中稅費佔比接近50%。目前，國內天然氣價格機制仍不完善，對市場信號反應不靈敏。近年來隨著油價和煤價持續大幅下跌，長期偏低的氣價在改革之後反而比價偏高，成為抑制天然氣消費的主要因素。此外，煤電聯動機制並未順利執行，電價水準未能充分反映市場供求關係。

　　（六）市場分割及物流管理不善導致流通費用高昂

　　一是外向型經濟結構突出，貨物大進大出，提高了物流成本，這是物流成本佔GDP比重高的主要原因。二是生産力佈局不合理導致運輸距離過大。三是中國的物流行業目前處於“小、散、弱”的發展格局，尚未形成競爭有序的全國物流服務市場，存在市場分割現象。四是物流行業管理不善，貨物往往是單向流動而非雙向流動，未能充分利用現有的運能。五是中國許多道路需要收取通行費用，各地往往會依據地方法規甚至不合法地收取來往通行車輛的過路費、過橋費等，而高速公路的收費往往較高。

　　三、中國製造業降成本的對策建議

　　（一）推進行政改革和簡政放權，切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當前，要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必須與供給側結構改革緊密結合起來。特別是要進一步加快簡政放權、放鬆管制等改革，優化政府管理，提高管理效率，促進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轉變，為企業營造良好的經營環境，激發各微觀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二）降低勞動力成本的關鍵是降低相對成本

　　治本之策應是加快産業技術升級，大幅提高勞動生産率，在勞動力絕對成本提高的同時降低勞動力的相對成本。同時，應防止勞動力絕對成本提高過快。拓寬資金的籌集渠道，增強收支平衡能力，通過完善費率和待遇調整機制，理順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的基金結構，指導有條件的地方適時適當降低養老和醫療保險費率。在確保失業保險保障生活、預防失業、促進就業的前提下，根據各地失業保險費收入、支出和結余情況，研究合理降低失業保險費率。細化工傷保險行業費率，強化費率的浮動機制。

　　（三）推進稅收改革和收費機制完善，切實降低企業稅費負擔

　　一是通過稅收制度改革實現減稅，儘快將“營改增”推廣至建築業、房地産、金融業、生活服務業等領域。二是推進稅制結構改革和稅率優化，普遍降低各類企業增值稅稅率2個百分點。三是出臺更多針對特定行業稅收優惠政策，加大對新興産業和消費領域的減稅力度，針對“三農”、小微企業進一步擴大稅收優惠政策面。四是清理各種不合理的收費，系統清理各項政府性基金收費。

　　（四）推進金融改革和融資機制完善，切實降低企業財務成本

　　改革現有銀行業盈利模式，改變銀行主要依靠存貸息差賺取利潤的模式，使金融資本真正服務於實體經濟。大力發展股票和債券市場，並進行市場化改革，使企業的融資渠道更加多元化，利率水準更加反映市場資金的供求狀況。加強對影子銀行、同業業務、理財業務等方面的管理，清理不必要的資金“通道”和“過橋”環節，抑制金融機構籌資成本不合理上升。

　　（五）推進能源價格體制改革，切實降低企業電力成本負擔

　　深化現有的能源價格機制改革，進一步理順能源産品價格關係，切實反映市場供求變化。加快在躉售電價、留存電量價格、直購電和富餘電量消納、天然氣直供、天然氣經營企業成本監審等方面的改革步伐，進一步降低企業能源成本。

　　（六）推進物流業整合和道路通行機制改革，切實降低物流成本

　　建立和完善社會化、專業化的物流服務體系，形成一批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現代物流企業，扭轉“小、散、弱”的發展格局，提升産業規模和發展水準。進一步優化通行環境，加強和規範收費公路管理。（執筆：牛犁 陳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