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婭楠、左婭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積極穩妥化解産能過剩。去産能，處置好僵屍企業是關鍵一環。“僵屍企業不退出，産能過剩矛盾就不能根本化解，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就難以實現，只有退夠，才能前進。”工業和資訊化部副部長馮飛説。

　　僵屍企業“三宗罪”

　　降低資源配置效率，擾亂市場秩序，易引發金融風險

　　儘管去産能就必須積極穩妥處置僵屍企業已是各方共識，可究竟僵屍企業的邊界該如何劃定，各界卻看法不一。有“納稅説”，即納稅額為零的企業就是僵屍企業；有“停産説”，即常年停産又虧損的企業就是僵屍企業；也有“跑路説”，即在債務糾紛中找不到負責人的企業就是僵屍企業……

　　在國資委副主任張喜武看來，僵屍企業是指喪失自我修復能力和自我發展能力，必須依賴非市場因素，即政府補貼、銀行續貸等生存的企業。馮飛則認為，僵屍企業是指長期虧損、扭虧無望但難以順利退出的企業。

　　“僵屍企業就像電影裏的僵屍，本身已經沒有生命力了，但還可以靠著輸血時不時出來蹦跶，而且它蹦跶起來還挺嚇人，危害不小。”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王絳給僵屍企業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

　　儘管在定義細節上存在分歧，但各方都認同僵屍企業至少具備三大特點：一是自身喪失盈利能力，長期靠政府補貼或銀行續貸“輸血”生存；二是儘管生産經營活動幾乎停滯，但産能仍在，有參與行業競爭的可能；三是企業不具備市場功能，存在缺乏戰略意義。

　　僵屍企業並非新生事物，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其嚴重性和危害性日益凸顯，特別是其“三宗罪”嚴重影響行業正常運作，加大宏觀經濟潛在風險。

　　“無功受祿”，無經濟效益卻佔用大量資源，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儘管僵屍企業無效益，卻依然佔有大量的土地、資本、勞動力等資源，導致資源無法向收益更高的部門流動，造成嚴重浪費。2014年浙江省金華市摸底發現，三年無所得稅入庫企業共1542家，卻在寸土寸金的浙中佔地2.57萬畝。

　　“尋釁滋事”，無競爭實力卻擾亂市場秩序，還以穩定為藉口佔據社會資金。例如前些年，鋼鐵價格飄紅，一些僵屍企業“死灰複燃”，導致行業産能過剩加重、阻礙了新技術、新産業培育成長。

　　“蟻穴潰堤”，無償債能力卻吸納大量企業拆借與銀行貸款，易引發金融風險。僵屍企業往往背負大量負債，而且有時涉及民間借貸，關係到當地眾多企業的資金鏈安全。而且，一些銀行為了避免企業破産、呆賬變壞賬，也不得不一次次續貸。僵屍企業處置不及時、不合理，會導致銀行不良資産增加。

　　處置遭遇“幾大難”

　　一些企業和地方打“小算盤”，患上“拖延症”

　　既然僵屍企業“罪不可恕”，為何一直難以退出市場？退出難，並非缺乏制度設計。在我國，僵屍企業可以通過市場化兼併重組和依法破産兩條途徑進行處置，依法破産又分為重整、和解、破産清算三種具體形式。業內人士透露，“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面臨一些困難和問題，尚未形成完善的退出機制。”

　　退出難，難在人員安置。目前一部分僵屍企業是上世紀90年代末國企改革中難啃的“硬骨頭”。這些企業或體量過大，或産權與債務糾紛過於複雜，始終“僵而不死”，遺留至今。

　　以東北規模最大的煤炭企業——龍煤集團為例。2012年凈虧8億元，2013年虧損23億元，2014年虧損接近60億元，處於過剩産業又嚴重虧損的龍煤，産能只是同行翹楚神華集團的1/10，卻有與其規模相當的約20萬職工。無論要減員增效，還是退出市場，都繞不開約20萬職工的安置。

　　退出難，更難在資金匱乏。大部分僵屍企業資産品質不高，債務負擔沉重又複雜，資産抵押、質押限制難以解除，還存在欠稅欠費的情況，依靠企業自身改制，資金缺口過大；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又很難吸引資本收購重組。

　　退出難，也和相關法律法規不夠完善有關。《破産法》有些規定較為原則，需要進一步明晰和細化，執行中存在破産案件立案難、審理慢等問題。比如，一些企業債務關係複雜，在清算、登出時，許多債權、債務需要通過訴訟途徑解決，處置週期過長，導致企業難以登出。

　　企業、地方打“小算盤”，也造成清退僵屍企業缺乏動力。企業要想完成登出，至少要補齊欠稅以及員工工資和社保，如果還需要通過法律訴訟解決債務問題，就還要承擔一大筆訴訟費和律師費。

　　清理善用“兩隻手”

　　政府不可“拉郎配”，但可扮演“介紹人”

　　儘管清理僵屍企業挑戰重重，但並非沒有出路。改革要敢於“啃硬骨頭”，迎難而上。託管經營，曾是上世紀末的國企改革中企業脫困的“溫和手段”，被認為引發的權益糾紛和社會矛盾最小。

　　然而，中國企業聯合會于2015年做的特困企業調研顯示，雖然託管在特定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各地也存在被託管經營的企業不僅難以扭轉經營困境，也難以有效退出的問題。例如，某省託管的幾十家省屬特困國有中小企業，由於歷史遺留的欠稅與職工安置等問題，多數企業成為“僵屍企業”。

　　業內人士指出，僵屍企業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客觀原因。一是上一輪國企改革後，一些劣質資産依然存續；二是受産業政策調整影響，在産能擴大後遭遇環保等約束，企業陷入困境卻無力改制或破産。這些都提醒我們，新一輪改革要敢於啃“硬骨頭”，防止僵屍企業尾大不掉，在出臺産業政策時也要更為慎重，以防形成新的僵屍企業。

　　改革要善於用“兩隻手”，動靜相宜。專家建議，對於扭虧無望的僵屍企業，可依據《破産法》實施破産清算，讓其退出市場；對核心業務仍在健康發展，只是融資來源暫時枯竭的僵屍企業實施兼併重組。而在兼併重組中，鋻於僵屍企業的吸引力較差，政府雖然不可“拉郎配”，但仍可扮演“介紹人”。

　　廈門合興與越州紙品的兼併重組值得借鑒。浙江越州紙品本是浙江紹興上虞區百強企業，但從2013年起負債嚴重，難以為繼。在“輸血”與“止血”間，上虞區政府主動與企業多次溝通，不僅就資産處置、職工處理等達成一致，還引來托盤企業廈門合興進行談判。最終，廈門合興通過司法拍賣拍得越州紙品，有效盤活土地、廠房，也解決了原企業100余名殘疾人的就業問題。

　　有觀點認為，僵屍企業退出要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倒逼作用，政府主要是在人員安置方面給予必要的支援，不是救企業。

　　化解矛盾，不能只讓人看到苦頭，還得給點甜頭，調動各方積極性。上世紀末國企改革之所以效果明顯，實施政策性關閉破産功不可沒。據介紹，1994年至2007年底，在優惠政策激勵下，全國共實施政策性關閉破産的國有企業達4936戶，核銷金融債務3872億元，安置關閉破産企業職工949萬人，需要退出市場的國有大中型特困企業和資源枯竭礦山，有近2/3實施了關閉破産。

　　此外，清理僵屍企業還要防止“誤傷”。業內建議，要謹慎劃定僵屍企業，避免把一些陷入週期性困難的優勢産能或必要的産能儲備，也當成僵屍企業錯殺，影響國民經濟的根基。

　　（作者為人民日報記者，文章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