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費爾德科舍 弗洛裏安·胡伯 伊莎貝拉·莫德

　　美聯儲是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銀行之一，而其最內部權勢最大的部門則是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委員會的八名成員每年召開8次會議來決定（主要是通過設定利率的方式）這個全世界最大經濟體的貨幣政策。上次美聯儲調高利率的時候還是2006年，但隨後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增長乏力，使其及各國央行只得將實際利率降為零並實施所謂量化寬鬆政策，將貨幣注入各發達經濟體。

　　但就在今年，也就是2007年以來首次，全球所有發達經濟體都同時出現了增長——包括美國。而這也意味著在資産泡沫的陰影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在某個時點決定調高美國的利率。這或許會（或者不會，取決於當時的時機）有益於美國經濟，但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説又意味著什麼？

　　我們的研究發現，為何全球各地尤其是新興經濟體，會對此忐忑不安。在2013年中，當美聯儲宣佈將逐漸減少其非常規貨幣政策手段（例如大規模購買有抵押證券）之時，新興市場立刻爆發了大規模資金外流。換言之，就算美聯儲只是暗示會在未來的會議中收緊政策，人們也會預期會對世界GDP産生中期負面效應，無論是新興經濟體還是發達工業國都概莫能外。

　　自從美聯儲開始收緊其量化寬鬆政策以來，外界就持續懷疑前者的寬鬆貨幣政策將在何時終結。市場參與者中無論是放貸者還是借貸者，都知道這些“快錢”遲早要收回。他們發現在三次大規模資産收購之後，美聯儲的資産負債表規模已經是2007年的四倍，在2015年達到了4.5萬億美元。

　　然而在猜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意圖之時，也一定要記住美聯儲的任務就是推動美國的國家經濟目標。這意味著它不僅僅要考慮合適的通脹率（目標是每年2%），還得顧及勞動力市場，以及其判斷的全球影響。

　　這也是為何美聯儲在2013年中關於逐漸退出非常規貨幣政策的講話在投資者中引發了一個所謂“減債恐慌”，導致全球流動性大減以及對新興市場的負面情緒。如今問題在於公開市場委員對聯邦基金利率（各銀行互相拆借自身在美聯儲存款的隔夜利率）的變更會否存在類似（或者實際上更糟糕）的效應。

　　為了縮小自身與公眾之間對經濟的預期差異，美聯儲公佈了每位公開市場委員會成員對未來幾年的預期利率範圍。一位對美國經濟增長存在正面預期的委員將會預計聯邦基金利率上升；而持悲觀態度的則會讓更長時期內的利率接近零。

　　利用美聯儲在3月公佈的資訊，我們設想了兩個情境：“發射”是基於最大的預期利率，而“延遲發射”則基於最低預期。為了研究對美國之外地區GDP、消費者指數，匯率和利率的影響，我們將這兩大情境應用在佔全球産出90%的36個新興市場國家和發達國家身上。

　　試想如果在2017年聯邦基金利率被階段性調高到4%，那麼除拉丁美洲之外的全球經濟增長將在2016年放緩，接著在2017年進一步降速。而這一“發射”情境所帶來的累計損失要比儘量減少利率變化的“延遲發射”選項在未來幾年內造成的任何GDP損失都大十倍。

　　我們的研究證明，美聯儲的任何貨幣緊縮都將對世界其他地區造成影響，但程度會有所不同。那些在“減債恐慌”中受災最重的新興市場國家——比如巴西，印尼和土耳其——必定將再次受災。但最大的負面效應將出現在加拿大和墨西哥這類與美國有緊密經濟聯繫的國家，或者是德國、日本和新加坡這類深度整合進全球經濟的國家。

　　換言之，雖然新興市場國家由於其對資本流的依賴，會在美國貨幣政策逐漸恢復“常態”後面臨風險，但發達國家也不太可能置身事外。

　　（馬丁·費爾德科舍是奧地利國民銀行外國研究部高級經濟學家；弗洛裏安·胡伯和伊莎貝拉·莫德同為奧地利國民銀行外國研究部經濟學家。本文版權屬於 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