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端視野

　　●在工業化過程中，從輕工業主導向重化工業主導的轉換，經濟增長率也是提升的，而且提升得最為顯著，只有從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增長轉換的過程中，經濟增長率是降低的。

　　●當中國還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消費仍遠離現代化水準之外的時候，認為中國的傳統産業已經嚴重過剩而要“去産能化”，把主要精力放在只為滿足少數高收入人口消費所需要的産業升級上面，已經不僅是經濟失誤。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 王建

　　當前對宏觀運作狀態的最大爭論，就是已經持續了四年的經濟增速下行趨勢，特別是去年以來的顯著下滑，究竟是正常還是不正常的狀態。

　　增速下行應出現在“後工業化”階段

　　認為經濟增速下行是正常的觀點認為，經濟下行是動力轉化、結構升級，是增速換擋帶來的正常變化。因為中國每人平均收入已經超過7000美元，9%以上的高增長也已經持續了30多年，而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出現過這麼長的高速增長期。高速增長期已經到了結束的時候，不用擔心經濟減速會導致宏觀風險，更不是走向危機，而是當下行到一定水準後就會自然停下來，經濟下行的底部應該是7%左右，是中速增長水準，當前的持續經濟下行，是從高速增長期向中速增長期的正常轉換。上述認識可稱為“中速增長理論”。

　　筆者認為，持續經濟增速下行是在走向一場生産過剩危機，並且多次寫文章批駁“中速增長理論”。産業發展理論説明，在特定歷史階段內，使用要素最多從而提供産出最多的部門，與每人平均收入水準是有著明確對應關係。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由農業、工業與服務業這三大産業構成，而隨著每人平均收入水準的提高，經濟增長中的主導産業，也會發生從第一産業向第二産業，再向第三産業轉移的規律性變化。從工業化國家的歷史經驗看，經濟增長從農業主導向工業主導的轉移變化中，經濟增長率是提升的；在工業化過程中，從輕工業主導向重化工業主導的轉換，經濟增長率也是提升的，而且提升的最為顯著，只有從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增長轉換的過程中，經濟增長率是降低的。

　　美國著名學者阿爾文·托夫勒在他的名著《大趨勢》中曾説，1956年是美國經濟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因為在這一年，美國的“白領工人”人數首次超過了“藍領工人”人數。即服務産業就業人數超過了農業與工業這兩個物質生産部門的就業人數，這是美國進入到“後工業化”社會的主要標誌，而這一年，美國的每人平均收入水準是2500美元。實際上，美國在其後十幾年中仍然保持了5%左右的高增長率。之所以説5%是美國經濟的“高增長率”，是因為在1956年之前長達30年的美國工業化中後期，經濟平均增長率只有3.6%，而直到上世紀70年代以後，美國才逐漸過渡到今天這樣的3%左右的長期平均增長率水準。上世紀70年代以後的英、法、德、意、日，上世紀80年代以後的“亞洲四小龍”等主要市場經濟體，也陸續完成了工業化，也出現了服務業就業比重超過物質産業，經濟增長率隨之下降的情況，而這些經濟體在進入“後工業化”社會的時點，都是每人平均收入達到3000美元以後。

　　“中速增長理論”錯在哪

　　筆者之所以不能同意所謂的“中速增長理論”，是因為四個原因。

　　第一，前面的分析已經説明，發展階段轉換的確會帶來增長速度變化，但轉換中出現減速，只出現在從工業主導增長向服務業主導增長這個特殊階段。既然如此，那麼目前為止，中國的工業化任務是否已經完成？因為中國有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農村戶籍人口直到今天仍高達8.9億，統計的城市人口雖然高達7.5億，其中卻有3億常住人口是農民，所以真正的城市居民只有4.5億。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直到今天仍有3倍之巨，這種情況在所有發展中國家中是絕無僅有的。2014年農民每人平均收入雖然已超萬元，但同期剔除自新千年以來上升了60%的農村物價指數後，去年農村居民的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水準只有6548元，按目前的匯率計算，也就剛過1000美元，這是新千年之始城市居民的水準。而進入新千年以後的13年，中國經濟進入了年均10%的高速增長期，也只是初步解決了4.5億城市人口的生活現代化問題。如果中國的主體人口還在1000美元每人平均收入的水準，今後還會有8億左右的農村人口要進城，中國經濟怎麼就會結束了高速增長期？現在所説的産能過剩，都是對應著總數不足5億的城市人口需求。拿過剩最顯著的鋼鐵産業來説，雖然去年鋼産量已超8億噸，但每人平均剛剛超過600公斤，而發達國家都是每人平均1噸産能的時候才實現了工業化。所以，由於“中速增長理論”的隱含前提，是中國已經完成了工業化，而這與中國發展階段的現實，是嚴重不符的。

　　第二，有人會説，美國是在每人平均收入達到2500美元，歐、日在3000美元左右進入到服務業主導增長階段，那中國目前已經超7000美元，已是日歐上世紀70年代水準的翻番，為何不是已經完成工業化了？我們首先應該看到，中國目前的每人平均7000美元的收入水準，是按現價美元計算的，而二戰後的70年間，美國通脹率年均超3%，即美元平均每十年會貶值30%。所以若按不變價計算，中國的每人平均GDP也就是剛超3000美元。更重要的是，拋開複雜的通脹因素，我們只看第三産業勞動力比重，因為發達國家在向服務業主導增長時代轉換的時候，服務業就業比重都無一例外地超過了物質生産部門比重。中國經濟增速下行發生在2011年，當年第三産業就業比重是35.7%，到2013年也只上升到38.5%。按過去兩年的趨勢推算，2014年可能也就剛剛超越40%，這樣的就業結構，尚不能證明中國已經進入到工業化完成期。

　　第三，如果中國經濟正在從高速增長期向中速增長期正常過渡，則經濟指標的變化也應該處在正常狀態，正像人從中年向老年過渡一樣，如果是正常的生理變化，人不應該感到明顯不適。但是過去四年的經濟增速下行，尤其是在去年四季度，卻表現出越來越顯著的經濟“病症”，如企業利潤嚴重下跌、鐵路貨運量猛烈下跌、PPI顯著下降、M1增速顯著放緩、發電量跌入歷史低谷，以及産能利用率的持續大幅下降等，所有這些指標變動方向，無一可證明中國經濟目前是處在正常變化範疇，而是明確表現出生産過剩的特徵。

　　第四，還有一種解釋，叫“舊力已盡，新力未生”，是指由於中國經濟處在結構升級期，相對於原有供給結構的消費需求已經消失，但新消費卻因産業升級需要一個時期而不能滿足，所以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增長在這個特定時期都會慢下來。初看起來這個解釋似乎很有道理，但也實在不禁一駁。發展經濟學説明，産業結構升級是每人平均收入增長的結果，因為收入水準的提高，帶來了對技術複雜程度更高的産品的消費需求。在中國，最鮮明的例證就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中，家庭耐用消費品從上世紀80年代百元單件級的手錶、自行車和縫紉機，向家用電器等千元單件級，乃至新世紀初向住房與汽車等萬元以上單件級的過渡。但中國直到目前還有8億每人平均收入1000美元的農村人口，他們的消費還停留在千元單件級階段，而遠沒有進入到萬元、十萬元乃至百萬元階段。拿家庭汽車來説，2013年全國城鎮家庭平均每百戶擁有量為26輛，但即使在廣東和浙江這樣農村經濟發達的省份，每百戶農村居民擁有量也沒超過10台。實際上，日韓等東亞發達經濟體在完成工業化的時候，家庭汽車普及率都已超過50%。拿這個水準衡量，即便是當今的中國城市居民，也不能説已經到了消費水準足以帶動産業結構出現新升級的時代。

　　顯然，所謂“舊力已盡”的説法是沒有根據的。當中國還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消費仍遠離現代化水準之外的時候，認為中國的傳統産業已經嚴重過剩而要“去産能化”，把主要精力放在只為滿足少數高收入人口消費所需要的産業升級上面，已經不僅是經濟失誤，而是決策失誤，因為這種産業升級並不代表著中國主體人口的利益。

　　從上述四個方面來看，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看，“中速增長理論”都是站不住腳的，走不出這些認識誤區，就不會有結構調整的主動性，經濟增速下行就不會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