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張軍

　　一些人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不樂觀，因為大規模債務、過度投資、産能過剩等問題看起來較為嚴重，但這些都不是新問題。自1978年以來，上述問題就以各種方式影響著中國經濟，東亞的其他高增長經濟體，如中國台灣、南韓甚至日本，在快速增長時期也無不遇到過這些問題。

　　儘管如此，自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平均年增長率高達9.7%。而南韓和台灣地區都只花了40年時間完成了從低收入到高收入的轉型。這些經濟體是如何成功地以快速增長如此長的時間，並克服期間所面臨的嚴重問題？答案很簡單——恢復力（resilience）。

　　經濟發展是一個坎坷的過程，充滿了挑戰和風險、成功和失敗、外部衝擊和內部動蕩，其副作用如債務-GDP比率上升和産能過剩等，也是難以避免的。

　　如果一國不能在新挑戰出現時予以充分應對，經濟增長和發展就會停滯下來。比如，許多拉美和南亞國家就陷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因為它們沒能及時調整經濟增長模式。

　　相反，東亞經濟體不斷調整增長戰略、持續地進行制度改革。其目的不在於解決直接面臨的問題，而在於引導新的效率更高的經濟活動，以幫助債務轉化為資産，並最大限度地利用經濟的産能。

　　從這個角度講，東亞經濟體發生的是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描述的“創造性破壞”，經濟結構從內部不斷革命。此外，它們還採取增量改革，以更有活力的新增長源取代效率低下的舊增長源，以加快這一過程。

　　比如，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所實施的提高生産率的農業改革，從某種程度上説是受到非農業部門增長刺激，是旨在鼓勵鄉鎮企業的政策的結果。類似地，20世紀90年代，中國通過實施刺激更有活力的部門的制度改革，解決了壞賬累積和爛尾樓工程問題（分別由國有企業長期虧損和房地産投資過度導致），從而抵消了國有企業資本回報率的下降。

　　因此，恢復力已成為政府和市場互動的特徵。事實上，按照已故經濟學家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的説法，政策和市場制度的互動動態（interactive dynamic）是東亞經濟體成功的關鍵。比如，由地方機構所推動的財政分散化幫助刺激了地區競爭，維持了日益市場化的經濟環境。

　　這一互動動態也反映在産業政策的形成中。在中國，儘管生機勃勃的小製造商集群不斷繁榮，但決策者採取促進産業發展和升級的措施相對較少。於是市場機構指導了這一過程，確保它們在不斷擴大的産業部門中扮演關鍵角色。

　　東亞的另一個恢復力來源是地方政府。首先，它們負責公共資本支出，推動中國實體基礎設施的改善，並給私人投資者帶來合理回報。這有利於幫助地方企業特別是創新型中小企業實現成長和繁榮的目標，地方政府還幫助企業得以進入全球供給鏈。

　　最後，地方政府表現出願意支援制度創新。這能帶來解決地方層面結構挑戰所需要的靈活性，從而防止它們阻礙增長。

　　在經歷了三年的增長放緩和債務增加後，中國再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幸運的是，它似乎正在選擇靈活和調整之路，追求一個宏大的改革計劃，我們希望這能讓中國更加接近並最終邁過高收入門檻。

　　（本文版權屬於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