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

　　我從事中國經濟研究已有二十餘年。起于芬蘭經濟研究所，輾轉于歐洲央行，考察過非洲，後來回歸祖國，一直專注觀察巨變中的中國經濟。印象最深的一點便是：十幾年前，我們的美好願景是，中國只要能穩定增長十年，就真的不得了；十幾年後再看，的確驚喜連連，很多成就自己都始料未及。

　　然而到今天，中國經濟走到關鍵的十字路口，許多矛盾集中在一起，什麼決定中國下一個十年的穩定增長？這是個讓我無法停止思考的問題，也或許是你的疑惑。中國的獨特潛力，來自其在國際上影響力的提升，來自新一屆政府的改革決心，來自城鎮化和戶籍改革帶來的巨大紅利，來自金融自由化和人民幣國際化推進中應運而生的金融服務業，也來自與各國互動中積累出的宏觀視野。改革，將會是中國未來五到十年的重要話題。

　　儘管多年來，我有很多時間身處國外，但目光從未離開過中國經濟。從海外向國內遠眺審視，再身處國內近距離觀察，每一次轉換都給我帶來新的角度。回首自己的工作經歷，也算是對中國經濟這20年來發展的回顧，讓人感慨頗多。

　　20世紀90年代初，芬蘭作為一個非常重視中國、又兼具包容性和前瞻性的國家，是我在復旦大學世界經濟係學習後繼續深造的首選。作為那時並不常見的中國留學生，我畢業後，進入芬蘭經濟研究所，做中國經濟研究，也是一個順理成章的選擇。這為我之後的職業劃定了一條路線，專情于鑽研中國經濟。

　　我在芬蘭經濟研究所的工作之一便是在芬蘭總理訪華前給他們培訓，向議員、議長介紹中國的經濟情況。當時的中國在國際範圍內影響力尚無今日之地位，然而這個北歐小國，已經展開了對東方市場的開拓。以諾基亞為代表的一批芬蘭製造企業開始進入中國市場，顯現出驚人的前瞻性。那時整個歐洲中央銀行體系中基本沒有華人，而芬蘭政府在1998年時就已邀請我加入其中央銀行，專攻中國和亞洲經濟。

　　在芬蘭央行，我接觸到很多芬蘭工業和經濟決策界人士，但畢竟僅僅從一個國家的角度看中國，有其自身的著重點和局限性。幸運的是，在2000年時，我得到了一個機會，與歐洲的經濟學家一道，從歐洲這個經濟體的視角深入審視中國。

　　當時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前景很明朗，但國內仍有一些聲音，因擔心入世對汽車業、金融業和農業造成衝擊而表示反對。所以中國政府決定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合作，邀請一些來自歐洲各國了解中國經濟的專家，幫助其進行加入WTO的評估。我應邀來到巴黎，在這個OECD當時最大的項目中，與其他經濟學家一起，出版了一本專著《中國和世界經濟——中國入世的挑戰》。

　　在這個項目裏，我負責研究中國宏觀經濟發展，牽涉到資本管制開放與匯率制度的安排。十幾年後的今天，人民幣國際化依然是炙手可熱的話題，但早在21世紀初，國際上就已對這個問題十分重視。也是在這段時間中，中國加快步伐踏上世界舞臺，讓所有人的目光從世界各地，聚焦于這個初出茅廬的東方經濟體。

　　這段時間，我有幸回到北京三個月，于2000年年底在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做訪問學者。那時的央行研究局局長謝平教授給了我大量良機，跟國內央行的經濟學家交流。祖國經濟對我的吸引力，也隨著研究的深入、與其他經濟學家交流的增多，而越發強烈。

　　在芬蘭央行設立專門研究中國經濟的部門五年後，也就是2003年，歐洲央行才第一次招募專研亞洲的經濟學家，而我借此機會，在法蘭克福停留了三年。這個崗位，是當時的歐洲央行行長特裏謝特別要求設立的，那時中國經濟的重要性在全球大幅提升。

　　歐洲央行的工作讓我開始大量接觸全球央行人士，比如美聯儲、日本央行、英格蘭央行、法國央行、德國央行，當然還有中國央行的同僚。這麼多國家的央行人士聚首，自然如“武林大會”，高手過招，探討各種問題。然而有一點不變的是，每一次關於中國的討論都是最熱門的話題，每一個關於中國的報告都最受重視，每一點中國的變化都足以引起最激烈的爭辯。從這時起，沒有任何全球問題可以離開中國，世界各地已充滿了中國的印記。

　　我在2004年和歐洲央行的同事們一起訪問中國，車馳騁在上海外灘，他們看著陸家嘴無數拔地而起的在建高樓，不斷嘖嘖稱奇，説中國實在是太大了；而另一方面，他們也在感嘆，中國的泡沫實在是太嚴重了！現在回頭觀望，十年前陸家嘴的房價剛剛過1萬元關口，中國發展才剛剛開始。我的外國的同事們，因為沒有在中國的經歷，自己的國家也缺少這樣明顯的經濟大騰飛，忽視了背後強大的地産市場需求，才會在看中國時，覺得都是經濟泡沫。如果單單從西方角度看，對中國國情不加以細緻分析，研究總是隔著一層紗，確實是很難理解和想像中國經濟發展。現在會有人抱怨“看空中國”的説法甚囂塵上，但在我與西方經濟學家的交流中，有更多機會了解他們的立足點，所以看到他們對中國的一些悲觀的觀點也不會覺得奇怪。其實更關鍵的問題在於，我們自己如何突破桎梏。畢竟一直以來，我們都在讓西方一次次刷新他們對中國的既有看法。

　　離開歐洲央行後，我曾去華盛頓，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工作了一段時間，負責國際收支困難國家的貸款工作。雖然我一直鑽研中國經濟，但因為會講法語和德語，而西非的國家大部分使用法語，所以機緣巧合被安排去非洲部工作，畢竟非洲最需要IMF的貸款救急。即便對西非國家的貧窮早有預期，但我幾次去剛果、布吉納法索出差時，那種衝擊仍讓人畢生難忘。在那裏，一下飛機，離開首都不遠之處，便已滿目稻草房，用“赤貧”形容這些國家絕不為過。當時中國的欣欣向榮和西非的滿目瘡痍形成了強烈反差，這種時候才更真切地感受到中國真的很幸運，借著改革開放的東風，取得了巨大成就。

　　然而，中國經濟畢竟是我的專長，也是一直以來的興趣所在，所以我決定回到自己關注之處。2007年我來到中國國際金融公司香港分支，在這個背靠內地、放眼全球的地方，再跳回框架裏，研究我們自己，也研究海外經濟。中金公司作為中國第一家專門設立全球研究部門的投行，開風氣之先。因為此前的國內經濟研究往往囿于一國一地，中國一直在鉚起勁來做建設、吸引外商投資，自身經濟發展自成體系，對海外政策往往漠不關心。但2008年次貸危機的大浪突襲，讓從政府到基金經理的所有人，都意識到了研究海外經濟的重要性。

　　經歷了金融危機的洗禮，如今國內基金經理對宏觀經濟求知若渴。每次在國內的路演，一個房間裏會涌入十幾位基金經理，希望在國外尋找新的機會。而在西方人眼中，中國也漸漸從20年前單純的投資之處，成為了舉足輕重的競爭對手和合作夥伴。

　　從芬蘭到歐洲、美國，再回到香港地區，我有幸在世界各處見證了中國經濟騰飛，以及國際地位的大幅上揚。經歷了這麼多國家、這麼多機構，讓人欣慰的是，中國這些年的經濟模式，依然奇跡般地突破了外國研究者從西方角度出發的限制。事實上，從中國的角度考慮經濟，有更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中國有著高效而強勢、積極動用宏觀手段介入經濟發展的政府，研究中國之時必須要考慮政府的行為模式。中國政府的思路，更有著自己的機構和安排程式，與傳統海外的政策制定思路尚有較大區別。中國現在處於非常重要的轉型期，也確實面對著極大挑戰，但同時，潛力仍然深不可測。和國際相比，中國雖然前路崎嶇，但依然在上升期，機會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