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盧錚

　　“和以往一樣，改革的主體不是中央，而是地方、企業和社會，應按事權大小賦權給地方政府，同時也應更多借助社會管理力量。”知名中國問題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如是表示。日前，鄭永年就其為中國改革建言獻策的專著《不確定的未來：如何將改革進行下去》，接受了中國證券報記者的專訪。

　　鄭永年表示，當前各級地方政府都有改革動力，尤其是地方政府收入縮減和地方債務風險上升等現狀，迫使各級地方政府進行改革，例如整合地方國企資源、改革小産權房制度等，但這些措施遠遠不夠。“94分稅制改革後，中央具有政策制定權，但政策實施權在地方。因為一些領域往往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錢，很多政策根本落實不下去。”鄭永年認為，解決方法是中央政府在財政集權之後，也應把事權的一些方面收上來，擔負相當程度的責任。同時在具有産業性質的領域，應實行繼續分權，尤其是央企應當從很多經濟活動領域退出，將這些經濟活動下放給地方，進行民營化改革。“只有財政負擔減輕，經濟活動權增加，地方政府才有更多動力來發展經濟。這樣一來，中央、地方、社會才會進入良性關係。”

　　除理順中央與地方關係外，鄭永年也格外看重社會賦權對於改革的推動作用。“社會組織的參與會給地方政府造成有效壓力，從而迫使增強其透明度。”鄭永年認為，在社會、經濟、文化的諸多領域，政府可以向社會組織賦權，也可以通過建立PPP等探索公私合營的模式。

　　鄭永年認為，新加坡的經濟發展經驗和社會治理經驗值得中國借鑒。“新加坡現在實施的是一種‘保底不封頂’的模式。既‘親商’又‘親民’，既重視資本的作用，又注重提供公共服務。”鄭永年介紹，“上不封頂”就是重視商人和企業家作用，對於勤勞致富的守法納稅者，鼓勵和支援他們繼續致富，從而源源不斷增加社會財富和國家稅收，壯大中産階層隊伍，從而使社會更加趨向穩定；“下要保底”，就是政府加大公共財政投入，提供基本政府服務。“親商為服務型政府提供了經濟基礎。新加坡的大多數人都居住在政府住房，中産階級也是，住房政策是新加坡非常重要的立國政策。”鄭永年認為，“保底不封頂”相比西方福利社會制度更可持續，也更有利於社會穩定。

　　鄭永年認為，當前要促進中國社會公平，要注意一次分配即勞動收入的公平，二次分配只是補充。要在經濟結構上進行改革，主要是要達成以下幾個方面的平衡，即：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平衡、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的平衡，更重要的是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公平。他指出，在任何國家，中小企業的發展往往是實現社會公平的最重要的經濟手段。

　　對於中國正在大力推行的城鎮化改革，鄭永年指出，城市體制改革是城市化的制度前提，尤其是要改革城市等級制度。“中國的城市有縣級市、地級市、副省級市、直轄市等級別，這種等級體系損害行政效率，抬高行政成本。”鄭永年認為，城市體制要改革，就必須改革城市行政級別，實行扁平化改革，城市內部的行政等級也要縮短，從而推動城市升級。

　　此外，對於中國新一輪金融改革，鄭永年認為金融市場結構改革必須先於利率市場化，在沒有打破國有銀行壟斷地位、放鬆金融市場準入限制的情況下，利率自由化會導致越來越多的問題。鄭永年指出，金融市場結構調整主要是指實現國有銀行和民營銀行、大型銀行和中小型銀行的平衡，把金融改革重點放在培育中小銀行甚至微型銀行上，為更多中小企業融資服務，防止金融業綁架實體經濟。

　　書名：《不確定的未來：如何將改革進行下去》

　　作者：鄭永年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