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證券報：提及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重要性，對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有何建議？

　　遲福林：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是這兩年政府轉型中的亮點，雖有進步，但還很不夠。一是購買服務的領域還比較窄。二是購買公共服務前提是市場主體是平等的，如果還都是事業機構承擔著，還是行政壟斷，這種購買公共服務很難做到促進公平競爭，這一套微觀機制需要再造。三是政府購買公共服務需要規範化、公開化，要受到社會監督。這樣才能保證服務價格是在市場公平競爭基礎上形成的。

　　中國證券報：當前政府對自身機構改革力度較大，並提出需進一步簡政放權，如何理解政府權力分配方面的這種轉變？

　　遲福林：我把它概括為六個字：放權、分權、限權。

　　第一步要解決的是放權的問題，屬於市場的回歸市場，屬於社會的回歸社會。簡政放權仍然是當前政府改革的主線，現在放權到了關鍵時候。

　　第二步是分權。中央提出行政範圍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現在有些專業部委還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決策部門，主要精力仍然放在管理資産及其下屬單位上。下一步，在分權基礎上，要對行政權力結構進行改造，要按照中央提出的行政範圍內的三權分設來推進。只有這樣，才能深化政府轉型改革，建立與市場經濟更相適應、更有效率的行政系統，並有利於加強法治政府建設。

　　第三步是限權。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把權力約束權力、法律限定權力和社會監督權力結合起來，這樣才能找到限權的有效路子。

　　中國證券報：包括上海自貿區、深圳前海在內的各地改革亮點頗多，怎麼看待這一局面？

　　遲福林：中國的改革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結合，改革從來都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現在強調頂層設計的同時，必須強調地方的試點、地方的創新對於改革的促進作用。比如上海自貿區的實踐經驗，其“負面清單”管理起到很好示範，可複製推廣至其他區域，期待上海自貿區在服務業開放領域上有新的探索。

　　在市場開放方面，金融是一個重要領域。目前金融壟斷的格局並沒有完全破除，大中企業、國有企業佔有大量信貸資源。從這個現狀出發，金融改革突破，首要的是社會資本進入金融領域，最關鍵是要發展中小金融機構。現在這方面步子太慢，顧慮太多，遠不適應中國服務業開放和中小企業發展的需求。從數據上看，發達國家每千人擁有的企業數量為45家，發展中國家平均是25家，中國只有9家，遠低於世界平均水準。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金融在支援中小企業發展上遠不到位。

　　中國證券報：發展中小金融機構，對於實體經濟有多大意義？

　　遲福林：第一，發展中小金融機構，應適用於改革企業結構、搞活實體經濟，有助於解決實體經濟面臨的融資難，也有利於各種小微企業的創新創業。目前金融在這方面重視不夠。我們看到，目前網際網路金融的創新業態興起，正是由於中小金融機構發展嚴重滯後，凸顯了中小企業龐大的金融需求。所以金融市場化，要把重點放在發展中小金融機構上。

　　第二，發展中小金融機構的目的是和服務業開放相適應。服務業主體是中小企業。過去強調發展大中型金融機構，是與做大經濟體量、發展重化工業的發展目標相適應；現在發展服務業，重要的是發展中小企業。如果不發展消費性金融，不發展面向中小企業、面向服務業的金融，金融的作用就會受到制約，高利貸等民間借貸風險就會暴露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