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證券報：有觀點認為，人口紅利的消失伴隨著“未富先老”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如何認識這種風險？

　　蔡昉：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如果選擇了正確的應對之道，則完全可以迅速走進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按照十八大確定的目標，中國要實現在2010-2020年間GDP總量翻一番，考慮到這一期間人口增長率大約每年為0.3%，如果GDP每年增長7.3%，按照可比價格，到2020年每人平均GDP為8764美元，屆時，中國仍然是一個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如果在這以後經濟增長明顯減速，則會使中國在中等收入階段滯留較長時間。一旦一國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時間過久，以至長期未能逾越這個進入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則可以認為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經歷過中等收入陷阱風險國家的經驗還表明，與停滯的經濟增長相伴而存在的資源分配和收入分配嚴重不平等，造成既得利益集團，並竭盡全力要維護這個有利於自身的分配格局。如果各種生産要素不再是按照生産率最高原則配置，而是按照既得利益最大化原則配置，則會進一步導致收入分配惡化和發展停滯，一個國家不僅不能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可能退回到低收入國家的組別中。

　　中國證券報：推進新一輪改革、釋放改革紅利是正確的應對之道？

　　蔡昉：是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種風險，我們可以通過改革使得發展更快一些。我們不能追求超越潛在增長率的經濟增速，但是通過深化改革，潛在增長率是可以提高的。這是中國經濟突圍的唯一齣路。

　　我們的測算表明，如果在2011-2020年期間，每年把勞動參與率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把潛在增長率提高0.88個百分點，如果年均全要素生産率增長速度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把潛在增長率提高0.99個百分點。而通過生育政策調整把總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1.8的水準，則可以在2030年之後顯示效果，潛在增長率可以提高大約10%—15%。

　　中國證券報：通過深化改革提升潛在增長率的邏輯是什麼？哪些領域的改革亟待推進？

　　蔡昉：改革是要消除抑制潛在增長率的制度性障礙，包括戶籍制度對勞動力供給潛力的制約、現行投融資體制對投資效率改進的制約，以及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遇到的融資瓶頸導致的對全要素生産率提高的制約等。通過推進改革拆除這些制度障礙，可以立竿見影地提高潛在增長率。具體而言，戶籍、收入分配、金融、土地、混合所有制、財稅等領域的改革亟待推進。

　　中國證券報：如果考慮到改革紅利釋放的因素，對於“十三五”潛在增速的預測是否可以提高一些？

　　蔡昉：當然。僅僅把戶籍制度改革做好，就可以把潛在增長率提升1-2個百分點。這是要推進的改革優先領域。

　　中國證券報：改革要啃硬骨頭，如何才能建立激勵相容的機制，順利推進改革？

　　蔡昉：不可否認，改革面臨如何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問題，一些企業和部門可能會消極觀望，甚至試圖阻礙必要的體制改革，這會阻礙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最終造成更嚴重的減速甚至經濟增長的停滯。因此，必須突破顯性和隱性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推進重要領域的改革。

　　推進改革需要勇氣，更需要智慧。過去的改革方式是“帕累托改進”，即讓一部分人獲益而其餘的人沒有受損，這種改進大家都會歡迎。新一輪改革則肯定要觸動一些既得利益，讓一部分人分擔改革成本。如果改革的整體收益大於改革成本，則可以形成“卡爾多改進”，即頂層設計者可以利用部分改革收益來補償改革中的受損者。如果有一套比較好的成本分擔和收益共用機制，那麼推進改革的阻力應當會大為減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