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皮凱蒂

　　拙作《21世紀資本論》先後於2013年9月和2014年3月出版了法文版和英文版，中文版即將問世，頗感榮幸。數十年來，中國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模式，從19世紀至20世紀西方實踐經驗的成敗中汲取教訓，同時立足於本國國情，尋找一條融合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優點的新路。希望本書所提供的歷史資料有助於促進此類思考和有意義的辯論，有益於我們——包括中國和全球其他國家——共同的未來。

　　本書回顧了自工業革命以來收入及財富分配的歷史，利用20多個國家眾多研究人員精心收集的最新數據，嘗試梳理出一部關於財富及其分配不平等所引發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矛盾的歷史，一部鮮活生動的人類歷史。我還嘗試在本書的第四部分為未來總結若干教訓，但主旨其實是提供史實資料，讓每個人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由於主要數據來源有限——包括20世紀初已存在的諸多國家所收集的收入申報、財産繼承文書檔案（部分可追溯到19世紀初）以及資産及收入國民賬戶（有些國家從18世紀初開始就有記載），本書主要基於現今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尤以英、法、美、德、日五國的經驗為主。

　　總的來説，新興國家在本書的全球視角中佔據重要位置。前兩章著眼于全球層面上的生産及收入分配，中國在其中自然是舉足輕重。我分析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差距日漸縮小這一進程；它極大地促進了各國之間的趨同和不平等的縮小，這主要歸功於知識和技能的傳播（社會投資的良性迴圈，中國在這方面比其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做得相對好一些）。目前，北美和歐洲分別佔全球國內總産值的1/4，中國緊隨其後，略少於1/4。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內，前兩大經濟集合體（歐美）所佔比重將大幅降低，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分量將按各自比重有所增長。

　　但是，儘管經濟增長與趨同的速度令人驚嘆，不能因此忘記貧富不均問題在發達國家和中國都存在，而且在未來數十年裏中國存在的不平等問題會日趨突顯，因為經濟增長終究會不可避免地放緩。根據官方公佈的數據，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以往收入差距很小——不過這些數據不見得完全可靠。某些中國大學近來進行的調查顯示國內財富不平等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據估算，20世紀90年代及2000年初中國財富不平等的程度與瑞典相當，到2010年則上升到了接近美國的水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目前誰也説不準，但至少足以肯定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不能繼續置之不理。

　　至於資本/ 收入比，即一個國家的全部資本（土地建築、專業勞動力、産業及金融資本之和減去負債）和國民收入之比，現狀如何？這方面關於中國的可用數據可靠性較低。但若干因素——非常高的存款率和投資率，以及過高的房價——讓人覺得，發達國家最近數十年來出現的資本/ 收入比升高的趨勢目前中國也存在。目前還在進行當中的對中國國民資本存量及其變化的估算似乎證實了這一趨勢，但還存在一些明顯的特殊性，主要與中國公共資本比重大有關。當前在發達國家，國民資本幾乎全部為私人資本：全都佔90%以上，有些國家甚至超過100%，比如義大利的公共資本為負，也就是説其公共債務超過了公共資本，因此私人資本的比例增大。前蘇聯國家也是如此，20世紀90年代初花費巨大的氣力將幾近全部的公共資本轉給了私人持有者。

　　從這一點來看，中國是一個極大的特例，因為眼下在中國，公共資本似乎佔國民資本的一半左右（據估算約佔1/3-1/2）。如果公共資本能夠保證更均等地分配資本所創造的財富及其賦予的經濟權力，這樣高的公共資本比例可以促進中國模式的構想——結構上更加平等、面對私人利益更加注重保護公共福利的模式。中國可能在21 世紀初的現在最終找到了公共資本和私人資本之間的良好妥協與平衡，實現真正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經濟，免於整個20 世紀期間其他國家所經歷的種種波折、朝令夕改和從眾效應。

　　腐敗算得上是最不合情理的一種財富不平等，讓鉅額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入極少數人手中。所以把反腐作為當前要務是完全必要的。不過，若以為腐敗是導致極為不公的財富不平等和財富過度集中的唯一根源，就想得過於簡單了。其實私人資本的積累和分配過程本身就具有使財富集中且往往過度集中的強大推動力。本書指出，通過研究19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國家所經歷的財富極為不平等的發展過程，同時觀察最近幾十年來全世界巨富階層爆炸式的財富增長趨勢，對此基本上可以做出如下解釋：從長期來看，資本收益率（特別是頂級資本的收益率）明顯超過經濟增長率。兩者之差導致初始資本之間的差距一直延續下去（資本持有者只需將資本收入的一小部分用於保持自己的生活水準，而將大部分用於再投資），並且可能造成資本的高度集中。

　　當然，腐敗和市場操縱讓個別人牟利會加劇這種不平等，但不是唯一的因素。要扭轉這種趨勢，必須建立一整套公共機制，使資本為整體利益服務，包括在各個行業中發展各種新型資産和新型的參與性治理，還包括對收入和資産實行累進稅制。我想在此特別針對中國的情況談談累進稅制。

　　累進稅制的理想形式是對所有收入和資産徵稅，沒有免除或例外，收入和資産水準越高，稅率就越高。在我看來，累進稅制在公平社會裏起著三重作用。

　　首先，它以最為公平的方式為公共服務、社會保險和教育機構籌資——這三者必不可少——才能確保知識、技能和機會的傳播過程和諧順暢，社會經濟發展有賴於此。在掃除文盲和全民義務教育方面，中國比別的國家做得好。而説到普及中高等教育、提高教育品質、解決階層分化以及富家子弟與寒門學子之間日益擴大的教育機會不均等之類的現實問題，需要的是充足的公共資金投入。往大里説，中國的福利國家體制亟待建設。

　　除了為福利國家籌資，累進稅制還能縮小市場和私有財産制所帶來的貧富差距，特別是限制社會階層頂端的收入及資産的過度集中，必要的話可對佔有最多資源和財富的人徵收重稅。應通過儘量心平氣和、講求實際的公開辯論來制定相關稅率，參照歷史經驗教訓，著重探討追求經濟發展和創新過程中産生的貧富差距程度是否合理，以及該社會中不同階層享受到的增長率分別是多少。

　　累進稅制的最後一重作用——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重作用——就是使收入和資産變化透明化、公開化。一直以來都是如此：除了籌資和再分配的作用，稅收還可用以區分各種法定類別和統計類別，讓社會更好地認識自身，並依照經濟和社會現實的演變來採取相應的政策（尤指徵稅率，但不限於此）。這必須基於公開可靠的資訊。

　　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實行了累進稅制，從某些方面來看與大部分發達國家自20 世紀初實行的稅制相似，但存在一個很大的不同點：制度不太透明，尤其稅務部門仍舊不定期公佈詳細的稅收數據，以反映不同收入等級、水準和類別每年的變化。這基本上解釋了為什麼很難測算出中國收入差距的演變，為什麼官方數據（基於有限的家庭抽樣調查和收入自動申報）總會低估財富不平等水準，特別是分配製度頂層的不平等（只有依據詳盡和強制性的稅收數據才能準確測算）。結果就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收益的社會分配情況鮮為人知。

　　鋻於中國社會中的資産越來越龐大，我認為也可對遺産繼承和捐獻實行累進稅，並對資産徵收年度累進稅，而且公佈相應數據。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表明，人口數量的停滯——特別是目前中國出現的人口負增長——會使過去累積的資産在稅收結構中所佔比重上升。在一個每對夫婦生十個孩子的社會裏，最好不要對遺産抱太大希望，而需要靠自己攢錢積蓄。反過來，如果每對夫婦只有一個孩子，這個孩子會繼承兩邊的財産（假設父母名下有的話）。因此，未來數十年裏中國人的遺産繼承會越來越多。實際上就是説那些只有一份工作的人——尤其是農村打工者——會非常難以取得城市資産。在這種條件下，對鉅額遺産繼承進行徵稅是合理的，以減輕工薪族的納稅負擔。至少，應該可以基於可靠數據對此進行討論。

　　出於同樣的考慮，或許也可以對房地産及金融資産（除去負債後的凈額）徵收年度稅，增加資産的流動性。在此必須強調，這樣的稅制會增強資本分配（尤其是分配頂層）的公共透明度。

　　與無法相互協調、陷入過度稅收競爭的歐洲小國相比，中國的優勢之一是國土遼闊、人口眾多、經濟體量大——很快將佔全球國內生産總值的1/4。這應該可以讓中國政府實施銀行資訊的自動傳輸、金融證券的登記，制裁和監管不合作的外國銀行，從而高效地組織管理公平的累進稅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