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書邊

　　讀書日附近，我迎來了《哈佛經典》（The Harvard Classics），原書51卷，國內影印版省了最後一卷“演講”（lecture），不知為什麼。100多年前，哈佛校長艾略特（Charles W. Eliot）説，每天讀15分鍾經典是達成通識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我寧願説“自由教育”）的基本要素。出版商（P. F. Collier and Son）問他該讀哪些經典，於是有了這套“五尺書架”的書。

　　艾校長的經典令我想起另一部經典，是不列顛百科全書公司的54卷《西方世界經典》（The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Chicago， London， Toronto， 1952.）。主編阿德勒（Mortimer Adler）也以它作為自由教育的工具。在阿老看來，前人把重要思想都寫完了，後人只需要“觀止”。這個觀點過去在哈佛很流行——它1745年入學條件就是能讀拉丁經典、用拉丁文寫詩歌和散文。這與乾隆年間的八股考試真是遙相呼應。在今天看來，與自由教育有點兒南轅北轍了。

　　兩部經典比較，《哈佛經典》更適合普通讀者，一卷常包容多家作品；而《西方世界經典》像是為學者準備的小書架，全集較多，如莎翁獨佔兩卷，康得三大批判都在。《哈佛經典》的文學性更強，精選歷代詩歌戲劇散文（小説很少，因為另有一個20卷的哈佛小説系列，The Harvard Classics Shelf of Fiction）；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平等”對待幾大宗教，兩卷Sacred Writings包容了孔夫子、希伯來、基督、印度和伊斯蘭的經典。雖然兩個經典都收錄了一些科學著作，但今天學科學的人多半不會去讀；我也不會。

　　以前讀E. T. Bell的數學家傳（The Men of Mathematics），印象中很多大數學家都喜歡讀經典原著。愛德華玆（H. M. Edwards）列舉了一系列大數學家的名字（如Hadamard， von Mangoldt， de la VallCe Poussin， Landau， Hardy， Littlewood， Siegel， Polya， Jensen， Lindelof， Bohr， Selberg， Artin， Hecke），説他們的思想都直接源於黎曼的一篇短文，即1859年提出“黎曼猜想”的那篇“論小于給定值的素數的個數”（On the Number of Primes Less Than a Given Magnitude）。霍金離開黑洞前線以後編了三部“古文選本”，一本是數學的，一本物理的，一本愛因斯坦的。其中一本的標題，“站在巨人的肩上”，很好表達了他的心願。

　　誠然，科學經典有很多過時的。為愛因斯坦立傳的A. Pais就説，他以前沒讀過愛的論文，因為我們用不著知道已被超越的東西，“漠視過去是年輕人的特權”。如果換一種眼光和心情去讀呢，我看過氣的經典仍會煥發清新的精神，猶如“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不管登臨多少回，都能一回又一回地體驗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的樂趣。

　　而我覺得更有趣也更有意思的讀，是站在巨人的肩頭帶著一點高傲地俯視前輩們的過失和錯誤，贏得幾分小兒的快樂。前些時候引力波火爆，我重溫了愛因斯坦的引力波論文，才發現引力波的歷史遠不像教科書表現的那麼自然。儘管小愛在1916年就開始討論引力波問題，還提出了四極輻射公式，但他1936年還在懷疑引力波的存在，甚至直到1980年代物理學界還在爭論四極輻射。顯然，老愛對引力波的態度不像對相對論的其他預言那麼積極，他也沒將引力波作為理論的基本實驗證據，為什麼呢？我想是因為他對麥克斯韋式的波動方程的解不如對牛頓近似的行星軌道進動和光線彎曲那麼有把握，也就是他對數學不如物理直覺那麼自信。在他對外爾的規範對稱、對宇宙學常數以及對黑洞的態度上，都能感覺這一點。這些故事在課本裏是看不到的，在課堂上也不一定能聽到。

　　課本會把理論進程簡化為一條簡單的邏輯直線，等於是歪曲了科學發現的歷史和思想演化的邏輯。原始的經典能幫助我們追溯真實的概念演化。今天的規範化的概念，其源頭往往關聯著這樣那樣的隱喻，因而多少有些模糊和多義，正是那模糊和多義，可能成為新概念的萌芽。一個好例子就是愛因斯坦的“宇宙學常數”，他為了靜態的宇宙而引進它，當然錯了；他後來不滿意了，想讓它消失，似乎又錯了。我們今天發現它與暗能量有關，於是它被點化出新的生氣。愛因斯坦還説過，時空不是物質戲劇的舞臺，它本身也是演員。這話很像玻爾的名言：在宇宙的大戲裏，我們既是觀眾也是演員。兩句相似的話有完全不同的意思。玻爾説的是量子觀測，老愛説的是時空與物質的關係。量子論説觀眾與演員互動，還有一個舞臺背景；相對論則讓舞臺本身也動起來扮演角色。從這一點來看相對論與量子論的矛盾，也許會將我們引向一個“背景無關”的量子引力理論。

　　讀經典還會發現科學研究中的可怕的“集體無意識”。物理學家斯莫林（Lee Smolin）在回顧超弦理論的文獻時發現，文獻中從來沒有嚴格證明過弦理論的有限性，而幾乎所有弦理論家都拿它作為基本事實。我自己也遇到過一個例子。大家“津津樂道”的某個方法，其實源自前輩幾十年前的一個簡單統計，而那結果的數學表達都是錯的。但似乎誰都不好意思説它的問題（或許根本沒有那個意識），結果是謬種流傳而成為“經典”。

　　Bruce Alberts（曾為美國《科學》雜誌主編）講過一種“應聲蟲的科學”（説年輕人因為怕風險而只做老師們做過的事情），一定程度上也是對經典的扭曲，要麼是無意識的崇拜，要麼是無知的盲從，要麼是烏合式的人云亦云。《世説新語》開頭有句話説，“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我們讀原始的科學經典，崇敬也好，批判也好，説到底就是為了不生鄙吝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