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實施總需求調控與推進供給側改革，是應對當前複雜經濟形勢，體現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兩種基本對策方式。深刻理解市場過程以及政府與市場關係的理論邏輯，才能有效實施基於客觀經濟規律的對策方案，恰當使用可行的政策工具，既能應對短期矛盾，保持平穩增長；又能著眼長期目標，實現結構優化和可持續發展。

　　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穩定經濟增長，要更加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強調這“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將一個學術性意涵很強的概念引入政策話語體系，反映了中國經濟當前面臨問題的複雜性和深刻性。關於供給與需求關係的理論是經濟學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內容之一，也是經濟學各學派間最具爭議的學術立場之一。基於對供求關係基本理論的理解以及對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及基本供求關係現實的判斷，中央在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並未否定總需求管理的必要，而是説“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更加注重供給側改革。就當前經濟政策的抉擇和操作而言，深刻理解供求關係的理論邏輯和實施條件，把握好總需求調控與供給側改革的關係，“兩手並用”，雙管齊下，才能取得有效結果。

　　當前為什麼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從樸素意義上説，供給就是出售，需求則是購買。供給方為産品賣方，需求方為産品買方。供給方持有産品，需求方持有貨幣。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中，産品—貨幣關係高度發展和複雜化、系統化。從總體上觀察，産品方和貨幣方都形成了非常龐大的體系，經濟學可以將這複雜系統大致歸類描述為有其供給側和需求則。供給側為産品側，需求側就是貨幣側。前者是生産和提供産品的所有活動，即實體經濟體系；後者是形成購買力的活動，即貨幣經濟體系。

　　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早期市場經濟中，貨幣也是實體經濟産出品，即主要是金銀等貴金屬。因此古典經濟學將貨幣定義為充當交換媒介的商品，馬克思則認為貨幣是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總之，那時貨幣體系的主體是同其他商品一樣由勞動所生産的産品。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情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絕大多數貨幣不是由實體經濟生産出來，而是由貨幣當局（通常是政府）和金融體系“創造”出來的，甚至被通俗地説成是由貨幣當局“印”出來的，過去叫“鑄幣”，現在叫“發行”。實際上，除了佔少數的“基礎貨幣”由貨幣當局供給之外，流通中的絕大多數貨幣是由金融機構，主要是商業銀行通過儲蓄—放貸活動所“創造”的，是信用關係的産物。於是，所謂“貨幣”演化為一個極為複雜的複合系統，而且具有很大程度的“虛擬”性，甚至可以脫離實體經濟而自我“創新”發展。這樣，甚至連經濟學家都難以準確定義貨幣和精確計量經濟體系中的貨幣量。因而對貨幣的統計不僅有M0、M1，還有M2、M3……根據國家統計局的中國2015年統計公報，到2015年12月末，全國流通中貨幣（M0）餘額6.32萬億元，狹義貨幣（M1）餘額40.10萬億元，廣義貨幣（M2）餘額達139.23萬億元。如果需要，還可以統計M3、M4，以致更加廣義的具有交易媒介功能或能夠發揮“流動性”功能的“準貨幣”“類貨幣”等。

　　由於存在這樣的供求對應關係，所謂宏觀經濟供求平衡就可以大致理解為供給系統所生産的産品總量同貨幣系統所形成的流動性總量間的均衡。據此可以設想，通過調控貨幣流通總量（流動性）來對産品産生即經濟增長進行調控：當增長緩慢（失業率高）時擴大流動性（實施貨幣寬鬆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加速；當經濟過熱時收縮流動性（實施貨幣緊縮政策），給經濟降溫。這就是以需求管理為主要內容的宏觀經濟學干預政策的基本原理，通常也稱為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理論。

　　由於在現代經濟中貨幣已經失去了同（貴金屬）生産的聯繫，經濟體系中的貨幣量或流動性主要是由金融體系的信用活動所産生的“乘數效應”所創造的，所以主要表現為“債務”量，特別是商業銀行發放的貸款額。於是，從需求側著力的經濟刺激，即擴張貨幣，總是表現為形成更多的債務。所以如果長期實行需求刺激政策，無節制的債務擴張超過一定的限度，不良債務和不良貸款的比重必然上升，積累越來越大的金融風險。這就是當前世界經濟面臨的現實。

　　為了應對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全世界主要發達國家聯手實行貨幣擴張政策，美國叫“量化寬鬆”。其實質都是擴張貨幣，加速債務增長（擴大政府債務、金融機構債務、企業債務，也叫加“杠桿”），也就是以加大流動性來“創造”需求，力圖遏制“自由落體式”的經濟下滑。這樣的宏觀需求管理政策在一定限度內可以起到經濟調控作用。但是如果超出一定限度，不能適可而止，就必然導致供給方“産能過剩”和“庫存積壓”，因為與其對應的則是大量增長的債務而不是有效需求。於是，有效需求仍然不足，而不良債務，特別是銀行不良貸款，卻越積越多。

　　在此情況下，如果為了追求高速增長而繼續通過擴張貨幣來刺激經濟，就意味著不良債務與過剩産能及庫存的不斷輪番增加，無異於飲鴆止渴。因此，經濟策略轉向更加注重供給側就是必然選擇。即要通過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等措施，簡政放權，激活供給，輕裝前進。

　　推進供給側改革應有科學思維

　　當前，中國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要達到的緊迫目標，一是“穩定經濟增長”；二是“實現經濟轉型升級”。其中，“穩定經濟增長”的含義是希望不再採取刺激性政策來擴張生産規模，而是要從實體經濟深處激活新的增長動力，著力於提高“潛在增長率”水準。而“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含義則是希望逐步擺脫資源驅動和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的增長模式，使産業結構現代化、綠色化、高效化，産業升級體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用的新發展理念。因此，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質上就是主張以更高品質的供給機制來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需要科學認識的是，所謂“供給側”和“需求側”，是經濟學描述複雜經濟現實所定義的概念，而任何經濟學概念都不可能是絕對精確地對應于客觀現實的，因為現實世界本身並無絕對的界限。所以可以看到，同一類經濟行為（現象）往往都會具有供需的雙重含義。以通常認為是需求“三駕馬車”之一的“投資”為例，對短期（本期）來説“投資”是需求，表現為支出貨幣購買生産要素；而對長期（下期）來説“投資”是供給，決定了生産能力和技術狀況。其實，無論是需求側對策還是供給側對策，都得運用投資手段，只不過前者主要著眼于短期目標（應對經濟波動），後者主要著眼于長期目標（實現創新升級）。

　　所謂“消費”也是如此。經濟學定義的消費需求只是購買産品的瞬間，一旦支付了貨幣完成了購買進入實際消費過程，無論是生活消費還是生産消費，就都成為供給，即勞動力的生産和産品的生産。所以，在經濟學的供求恒等式“消費+儲蓄=消費+投資”中，“消費”既是供給也是需求。從一方面看，生産（供給）決定消費（需求），因為人們只能消費能夠生産出的産品；但從另一方面看，消費（需求）也決定生産（供給），因為如果不能適合買方的需求，生産再多的産品也是過剩之物。所以，需求政策主要著眼于消費購買行為：有人買就好；供給政策主要著眼于實際消費過程：用得好才好。

　　在實施具體經濟對策時，供給側與需求側更是難解難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固然是著眼和著力於實體經濟，但也離不開貨幣經濟。實際上，每一個供給行為（出售）都表現為對應的需求行為（購買），實體經濟得以貨幣金融為血液。所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是需要從實體經濟和貨幣金融兩方面著手。實體經濟的改革必須有金融體制改革相配合。如果金融不能有效發揮功能，為實體經濟服務，實體經濟的改革也難以有效推進。

　　更重要的是，實施經濟對策絕不可忽視宏觀需求管理與供給側改革的協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關注經濟轉型升級，但經濟轉型升級是一個長期動態過程，而整個過程的每一時間段，都是不能略過的“短期”：長期是由短期組成的。如果短期過不去，也就達不到所期望的長期目標。所以，經濟轉型升級必須在一定的經濟增長過程中實現，如果不能穩住一定的增長率，經濟轉型升級就沒有支撐條件。反過來，如果不能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經濟增長就不可持續，一味進行短期需求擴張也難以避免“硬著陸”和金融風險。

　　可見，在以交換為基本關係的市場經濟中，一切經濟行為和現象都是雙面性的和對立統一的。有買就有賣，有收入就有支出，有債務就有債權，有供給就有需求。中國經濟歷經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高增長時代，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才能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新時代。需要開拓更大的經濟策略運作空間，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經濟轉型升級。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需求側調控密切相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歸根結底將體現在供給系統對於需求變化的更高彈性，即靈活反應能力。産能過剩和庫存積壓，本質上就是因供給彈性缺乏而無法實現市場出清，是供需關係矛盾的凸顯。

　　以適當的需求調控為供給側改革鋪墊必要景氣條件

　　要看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歸根結底是由企業在一定的市場環境中能動地實現的，而不可能主要依靠政府的直接干預和政策運作來實現。但企業所處的經營情景往往是：當宏觀經濟景氣度很高時，由於“賺錢容易”，所以雖有轉型升級和技術創新的能力，但往往缺乏轉型和創新動力；而當宏觀經濟景氣度很低時，由於企業經營困難，拼力“活下去”是當務之急，所以儘管深切感受到轉型升級和技術創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具有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內在動力，但卻恰恰缺乏財務能力。而如果整個宏觀經濟處於衰退緊縮狀態，大多數企業感覺調整升級力不從心，則所期望的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會遇到很大困難。

　　所以，經濟政策的運作，實際上就是要創造一種讓企業既有動力也有能力進行結構調整和創新升級的經濟環境。這主要體現為三方面的政策安排：第一，採取適當的宏觀需求管理政策，包括貨幣金融政策和財政稅收政策，穩住經濟增長速度，使之保持在一定的增長率區間，避免“硬著陸”，從而穩定和增強企業信心。第二，加快改革，擴大企業經營的自由度，減少政府不當干預和繁瑣管制對經濟活力的約束，最大限度增強生産和生活的便利性。只要企業生産和居民生活更便利，即使不考慮其可以産生的供給側效應，僅就其産生的需求效應，也可以在短期內較快改善經濟景氣狀況。第三，對嚴重失衡而必須進行強力調整的結構性“淤結”，例如嚴重過剩的産能、庫存等，採取“外科手術”式方式進行處置，當然，政府也應採取一定的援助方式，以減少“手術”過程的“疼痛感”。

　　總之，當前，確有必要更加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也必須認識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不可能單兵突進的。就經濟管控和干預政策而言，宏觀需求管理與供給側改革，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兩者搭配的“組合拳”。更何況，如前所述，需求與供給之間本無絕對分明的界限。尤其是在實際政策操作中，任何政策舉措都會産生需求側與供給側兩方面的效應。這就如同使用剪刀，無論操作過程是左把使力還是右把使力，其效應都是雙方著力的結果。就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現實過程而言，保持一定的宏觀經濟景氣度是其必要的實施條件。所以，政府在強調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出臺一定的宏觀需求調控政策，避免經濟增長失速，並不令人吃驚。當然，必須密切關注政策效應，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鋪墊必要景氣條件的適度寬鬆政策同強烈經濟刺激政策之間也沒有絕對的界限。（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 金 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