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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全球價值鏈,中企雙路突圍

  • 發佈時間:2016-04-26 23:00:30  來源:國際商報  作者:何芬蘭  責任編輯:羅伯特

  發展中經濟體的跨國公司通過加入低端的價值鏈而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在新型國際分工體系中實現工業化的升級。但是發展中經濟體參與全球價值鏈,無論加入何種類型的價值鏈,核心競爭力的缺乏、知識資源和銷售渠道等能力的欠缺將導致其淪為發達國家産品的低端供應商。如何實現價值鏈升級,目前已成為實業界和學術界十分關注的問題。

  隨著生産工藝的精細化發展,國際外包已成為繼外國直接投資(FDI)後發達國家將産品生産分散於世界各地的主要方式,而承接國際外包也成為中國向國外學習先進生産技術並達到産業升級的一條主要途徑。

  北大經濟學院副院長張輝認為,中國可以根據自身條件和價值鏈的治理模式來找到最合適的切入點或價值環節,根據價值鏈條的增值路徑安排未來發展戰略,謀求産業升級並在融入全球價值鏈後抓住突破性創新發展。中國實施的“市場換技術”的戰略導致了低端企業産生“學習障礙”,生産者驅動型價值鏈對電子通信、電腦等資本技術密集型沒有明顯的技術溢出效應,中國跨國公司參與全球價值鏈後,易産生“低端鎖定”現象,出現路徑依賴問題。

  對外經貿大學FDI研究中心主任盧進勇教授在其主編的《中國跨國公司發展報告(2015)》中指出,對中國跨國公司來説,選擇適當的路徑提升在特定價值鏈中的位置、根據比較優勢創建中國跨國公司主導的跨境産業鏈,成為未來升級發展的兩種模式。

  企業自發的升級路徑

  “依中國跨國公司的具體情況,切入不同的價值鏈治理模式。全球價值鏈的治理模式與全球價值鏈升級有著密切關係。切入不同的全球價值鏈治理模式,有助於不同環節的升級。”盧進勇認為,中企應根據具體情況選擇與跨國公司建立合適的治理關係。目前中國企業集中于低附加值價值鏈或者高附加值價值鏈低端環節的生産製造和出口。例如,中國是紡織品服裝、鞋類等低附加值産品的出口大國,在高附加值製成品的産業鏈上從事原料供應、初步加工以及對産成品的最終裝配環節,中國企業多存在於俘獲型價值鏈中。因此,中國企業可以在現有價值鏈模式中迅速切入到功能升級環節,利用企業數量優勢産生産業集聚,形成規模經濟、範圍經濟,切換到均衡型價值鏈治理模式中,進行功能與價值鏈的升級。

  在價值鏈中學習,利用企業競爭優勢升級。全球價值鏈的産生為中國嵌入價值鏈的企業提供了良好的學習條件與學習機會,可以借鑒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進行升級,如南韓電子企業的升級主要著眼于開發自主品牌消費産品(産品升級)和通用高精度零部件的大規模生産(技術升級);台灣地區企業的戰略是作為“快速跟隨者”進入一個特定産品市場的增長階段,再通過初始設備製造和初始設備設計為全球品牌領導者提供産品,最終實現加工過程的專業化和效率提高;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則主要依賴全球生産網路旗艦企業的直接投資來帶動升級。

  中國企業也需要根據自身不同的競爭優勢選擇適合企業發展的升級方式:在面對成本競爭、品質標準提高和新産品發明等變化時,應採取不同的升級策略和升級模式。對於成本競爭,可以採用節約勞動設備(過程升級)、從成熟産品生産轉向新的技術更先進産品生産(産品升級)、專注于廉價初始設備製造供應商採購並從事銷售和服務活動(功能升級)等方面的升級手段,也可採用改善生産組織(過程升級)和提高産品品質(産品升級)的升級措施。對於品質標準的提高,可及時提高産品品質標準並注重提高其産品的品牌價值。對於第三項挑戰,大企業可以投入大量資金用於設計和新産品發明,中小企業則可從事相對較簡單的新産品的生産活動。

  克服低端依賴思想。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的切入中,通常與跨國公司形成俘獲型價值鏈並長期處於價值鏈的低端,並成為其低端、低技術零部件以及組裝環節服務的提供者。與此同時,有些企業産生了“低端依賴”,即利用廉價勞動力構成的比較優勢,主動選擇停留在價值鏈的低端,獲取微薄的加工利潤。這種低端依賴的思想不僅不利於企業的長期發展,也會導致其在遇到經濟波動和國際産業結構調整時受到巨大的衝擊。因此,企業需要克服低端依賴思想,不要甘於獲得現有價值鏈低端的微薄利潤,而是要通過自主創新、知識和技術積累等活動積極主動地尋求價值鏈升級機會。

  積極開展對外直接投資,設立海外分支機構,構建中國企業主導的全球價值鏈。“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和發展,可以分三步走。首先,在國內構建目標市場和擁有主導地位的國內價值鏈體系,積累相應的技術及影響力;其次,通過加大研發投入、將自主品牌創建與代工活動同時進行,拓寬學習渠道和綜合利用國內外資源,同時躋身於由自己主導的國內價值鏈和由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價值鏈中;最後,通過對外投資、建立海外分支機構,利用研發國際化以及轉變市場進入方式,經過前兩個階段後,優勢企業的技術得到提升,品牌在區域市場成熟,由此可以構建自己主導的全球價值鏈體系,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不再處於從屬地位,而是升級為全流程供應商,能分享更多的價值鏈利益,與主導企業的差距也將大大縮小。

  通過發展境外貨物或服務外包,形成中國主導的生産經營網路,提升地位。在思考如何嵌入全球價值鏈並升級的同時,我們也可以開拓思路,跳出“切入”全球價值鏈的思維定勢。目前經濟形勢的變化和新型的國際分工帶來了新的機遇,中國企業已經積累了一定的國際生産和運營經驗,加上經過國內市場的激烈競爭的洗禮,我們不僅可以構建自己主導的全球價值鏈,甚至可以利用自主品牌和國際銷售渠道優勢,將中國目前所從事的價值鏈中的低技術含量部分,通過境外貨物或者服務外包的形式,向其他發展中國家轉移,以構成中國主導的生産經營網路和價值鏈。

  盧進勇強調,中國跨國公司首先應對自己進行清晰的定位,找到比較優勢所在的行業,通過比較優勢切入價值鏈層級、俘獲型治理模式中,在承接來自主導企業的外包環節的生産活動中,通過學習效應吸收和掌握成熟管理技術以及市場開拓能力技巧,進行自己的市場開拓和市場勢力尤其是企業家精神和創新(包括管理技術和生産技術的創新以及商業模式的創新)的培養,具備一定的市場勢力之後,轉入模組和市場型治理模式當中,並構建以中國企業為主導的全球價值鏈佔領全球價值鏈的高端環節,促進中國企業向價值鏈高端升級。

  打造有利的政策環境

  一個經濟體在全球的經濟地位和國際競爭力主要通過其在全球價值鏈所處的地位平衡量,加入全球價值鏈並不是我們追求的終極目標,只是我們走向世界經濟強國之路的必由之路。盧進勇提出,中國政府可以通過對生産要素的培養、産業結構的調整營造出有利於企業價值鏈升級的國家環境。

  培養高品質的生産要素。增加研發投入。從目前世界的研發投入(R&D)支出分佈來看,發展中經濟體R&D的支出比例不超過6%。借助於外部技術資源,是後進國縮小與先進國差距的一個捷徑。當前,跨國公司佔有世界研發和設計(R&D)的75%~80%,控制著世界先進技術的發展方向。中國可以通過吸引跨國公司投資的方式來引進高級要素,利用其先進技術的轉移和擴散,加快國內技術發展的步伐,逐漸積累起更多的高級生産要素。

  提高企業創新能力。技術創新是企業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動力源泉,是産業、區域乃至國家競爭力提升的根本保證。在當前資源約束、能源約束、環境約束的背景下,沒有創新支撐的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創新活動是多主體參與,多投入、多産出、多階段的資源轉化過程。企業創新能力的缺乏是影響中國有效加入價值鏈和升級的主要因素。中國政府可以通過出臺相關政策,為企業創造良好的創新氛圍,鼓勵企業積極主動創新。

  提高人力資本品質。要素的國際流動並不改變要素的所有權屬性,決定全球價值鏈分工利益分配的基礎是一國擁有的高級要素的數量。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一大要素優勢是人力資源,在廉價勞動力優勢逐漸喪失之後,必須走上提高人力資本品質的道路。伴隨著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向高端升級,必須大力加強基礎教育、職業教育,推動技術進步等來提高勞動者的素質,以滿足産業升級的人才需求,培育更多高級人力資本。

  區分價值鏈類型,加快産業結構調整步伐。全球價值鏈分為生産者驅動型與採購者驅動型,兩者具有不同核心能力。生産者驅動型的全球價值鏈中,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迫於競爭壓力把失去比較優勢的某些環節(“松腳型”生産環節)轉移到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或由於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和勞動力素質達不到産品的品質要求,而採用對外投資直接建廠的形式直接控制生産。採購者驅動型價值鏈中,供應商所在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快,擁有較高素質的勞動力,跨國公司的重心是品牌經營、行銷渠道建設以及對整個産品價值創造體系的協調、管理,其將産品外包給供應商,自己專注于研發、品牌和行銷渠道等高附加值價值環節的經營。

  因此,中國在制定實施産業政策時,需要區分其所加入的價值鏈類型:如果該産業參與的是生産者驅動的全球價值鏈條,則應實施以增強核心技術能力為中心的策略;如果參與採購者驅動的全球價值鏈的産業,就需要強調設計和市場行銷環節能力的培養,通過規模經濟獲得競爭優勢。通過政府的引導和調控,幫助企業有針對性地開展業務、積累實力,實現價值鏈升級。

  為中國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和海外外包業務提供便利化服務與扶持政策。中國企業進行海外投資與海外外包業務時,中國政府應創造條件以便利企業的海外發展戰略的制定和投資的進行。宏觀政策制定上,應根據國家總體戰略和經濟發展的要求,為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項目進行政策性傾斜;微觀政策上,政府部門可以通過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涉足國家的産業規模和合作對象等進行指導和協調,並在主管部門審批時加以把握,朝有利於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向傾斜。政府對涉及國家長遠戰略和整體利益的海外投資,如可以獲得境外戰略資産、獲得先進技術、有利於産業升級、贏得更高規模經濟效益等海外投資項目,要在可能的範圍內加強政策鼓勵和財政支援的力度,如通過稅收、保險和外匯、財政和融資手段鼓勵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並健全對外投資的法律法規以促進産業升級。(本版撰稿本報記者何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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