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張鳳雲

　　“你使你的犁和耙，我去走天涯。”從上世紀80年代農民進城務工開始，到去年在城市流動的鄉村人口已經達到了將近3億人。在這一過程中，我國城鎮化率也上升到了56.1%。

　　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城鎮化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也更加複雜：大量流動人口背後的留守兒童、老人和婦女，城鎮化背景下的鄉村凋敝，還有那些進不了城也回不去鄉村的年輕打工者們……但城鎮化決不是把城鄉的裂隙撕得更大。4月19日，在發改委舉行的關於“2016年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點任務”新聞發佈會上，發改委規劃司司長徐林就此回答了記者提問。

　　落戶不應有地域歧視

　　4月初，發改委推出的第一本年度《國家新型城鎮化報告（2015）》顯示，2015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6.1%，但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9.9%，兩者之間仍存在著16.2個百分點以上的差距，被統計為城鎮人口的2.34億農民工及隨遷家屬難以融入城市社會。報告指出，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高不快，主要是由於“兩個積極性”不高，其中之一就是地方政府積極性不高。

　　對此，徐林表示，今年圍繞城鎮化要開展五個方面的工作，二十個工作重點中，第一個就是紮實有序推進農民工融入城鎮。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要拓寬落戶通道，特別是要督促各個地區特別是主要城市，即外來人口聚集地區實施更加積極、更加寬鬆的戶口遷移政策。

　　“現在我們了解到，很多城市很多地方放開了落戶政策，但只放開了對本地的落戶政策，比如廣東對本省的農民工進城落戶條件放得更寬，但是對外地人，比如四川人、湖南人，放得就不那麼寬。從調查情況看，很多地方在農民工落戶的政策制定上，這是一個普遍現象，是不合理的。我們在戶籍人口落戶方面不應該有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差別。”徐林説。

　　為了激勵地方政府，徐林表示將實施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政策。哪個地方農民市民化工作推進得更快、落戶得更多、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更好，財政轉移支付就對這個地方的規模更大。

　　另外他還表示，城市建設用地增加規模與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數量掛鉤。財政建設資金，即預算內的投資對城市基礎設施的補貼也要和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數量掛鉤。

　　“即便到2020年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按照我們測算，那時候仍然有2億左右的農業轉移人口，他們還是不能得到就業和居住所在地的戶口。這部分人的市民化主要體現在基於居住證制度基本公共服務的全覆蓋。”徐林表示，設定居住證制度很重要的前提是不能設“前提條件”。

　　要不要落戶，是農民的自由

　　《國家新型城鎮化報告（2015）》還顯示，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高不快的另一個原因是農村相關權益保障機制不健全，農民對進城落戶存在擔憂，真正落戶的熱情並不高。

　　“把戶口落到城市，農村的地和房子怎麼辦？會不會有一天被收回去？”記者在農村採訪時也碰到農民表達了這樣的擔憂。

　　“我們也發現越來越多的農民工不太願意再進城落戶了。”徐林認為，隨著農村各種條件改善的程度越來越好，特別是城鄉差距越來越小的情況下，一部分農村人會更不願意落戶到城市。

　　徐林表示，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很複雜，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農民在土地産權上有特殊的權利，包括農村承包地的承包權，農村宅基地的權利。“所以很多農民會自己做出判斷，如果覺得他在農村的産權給他帶來的好處比進城之後政府賦予他的福利和好處更有吸引力的話，他可能會選擇不落戶。這是他的自由，沒有人會強迫他去落戶，因為農民工落戶是在自願的基礎上。”

　　對於那些想在城市落戶的農民，徐林表示，要建立進城落戶農民農村的“三權”維護和自願有償退出機制。“三權”維護是指農民農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這關係到進城之後的權益如何得到有效保護。農民進城落戶了，想退出農村宅基地，要不要設計一個自願有償退出渠道，也要進行探索。

　　“讓這些農民在農村土地的産權的權能，包括宅基地、集體股權收益分配權等等，要讓它有一種變現或者自願有償退出的機制。”徐林説，“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我相信他們絕大多數人不願意回去，回去也不願意種地，肯定更傾向於城市的生活，但是必須要讓他在農村的權益能流轉或者自願有償退出，這樣的機制建立起來之後農民可以自己選擇，把他在農村的權益變現之後到城市來落戶。”

　　城鎮化並不是意味著鄉村凋敝

　　徐林透露，儘管“十二五”的城鄉收入差距有所縮小，但是城市居民和農民居民的收入差距還有2.73倍，這麼大的收入差距恰恰是中國城鎮化的強有力的動力。那麼這是否意味著鄉村就一定會凋敝？城鎮化與鄉村發展又是怎樣一種關係呢？

　　徐林表示，城鎮化特別是城鄉一體化最終要通過城市發展帶動農村，縮小城鄉發展差距，這是城鎮化的重要目標。

　　“到城鎮化水準達到70%以後，中國大概還會有4億人口生活在農村地區，所以對農村的發展和農村的建設是不能忽視的一個重點。我們要繼續通過城鎮化輻射帶動新農村建設。”徐林説。

　　針對在城鎮化，特別是快速城鎮化過程中，青壯年農民進城打工，大量老人、兒童和婦女留守在了鄉村，並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徐林表示，需要花力氣調動更多政策資源去改進。

　　“從政府政策層面，‘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要加強對農村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留守婦女的支援和保護。另一方面，我們正在不斷地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市民化的過程就是鼓勵進城打工的農民帶上子女和家屬在城鎮一起生活。同時這些家屬進城之後能夠享受就學、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徐林表示，從城市和農村兩個方面入手，相信這些問題會得到比較好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