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就是垃圾！可以通過一個社會的下水道、垃圾堆、廁所、墳場或者煙囪看出這個社會的特徵”，“最早的空氣污染是通過何種方式發生的，這一點我們不難想像……”，但“即使在諸如東方社會這樣一些人們深切感受到這一點的地方，有關環境的意識也經常在物質的需要面前泯然無存”。國際權威能源與環境專家、著名大氣環境期刊Atmospheric Environment主編彼得·布林布爾科姆《大霧霾：中世紀以來的倫敦空氣污染史》一書，不僅專業地分析了倫敦空氣污染、煤煙對環境的影響，還論證了霧霾對建築、家居、藝術創作和時尚生活等的影響。

　　霧鎖天地，不都是美景仙境，也可能是污染和不適。60年前的英國倫敦霧霾的嚴重程度一點兒不比現今中國的霧霾輕。彼時倫敦的霧霾，不但造成至少超過1.2萬人死亡，還增加了未來人們罹患癌症的可能性。倫敦霧霾引發死亡的人數已與1854年的霍亂流行和1918年流感爆發的死亡人數相當。而造成這一惡果的禍患，至少從15世紀就開始了。對霧霾現象有過多年研究的彼得·布林布爾科姆認為，為了過冬取暖，從中世紀開始倫敦城裏就堆滿通過海運而來的煤山，也至少從那時起，倫敦人就不停地抱怨城中的天氣，連居住在倫敦城中心的王室也難逃空氣污染的困擾。這種狀況延續了幾百年，直到19世紀初，混雜著煙塵的大霧作為倫敦城的特色之一享譽世界，被戲稱為“London Particular”（倫敦特色）。

　　空氣污染是自由流動的，誰也不能獨善其身。早在1952年倫敦霧霾災難之前，英國人就不但認識到空氣中煙霧對人的影響，還把燃煤和空氣污染聯繫起來。其中，英國皇家學會創始人約翰·伊夫林首次在《論空氣的不適和籠罩倫敦的濃煙》中論述了不斷惡化的空氣污染將縮短倫敦居民的壽命，這也是迄今為止最早論述霧霾危害的著作。英國《清潔空氣法》，則是學界公認的全球首部空氣污染治理法案，該法案還催生了包括清潔空氣委員會、環保局在內的監管機構。在《大霧霾》一書中，彼得·布林布爾科姆討論的便是中世紀以來倫敦的空氣污染歷史和公眾對污染認識的變化以及污染治理的艱難歷程。

　　儘管在1819、1843和1845年，英國政府成立了調查倫敦空氣污染情況的特別委員會，但在整個19世紀，英國的空氣品質持續惡化，空氣中的污染物急劇增加。1905年，德沃博士在一篇題為“Fog andSmoke”的會議論文中把“煙”（smoke）和“霧”（fog）結合在一起，首次使用“smog”一詞描述當時英國特有充滿污染物的油煙味道的霧氣，英國首都也自此開始以smog而聞名，獲得了“霧都”（the smoke）的稱謂。當霧霾成為一種社會新常態，不但激發了人們的靈感，還衍生出“霧霾文化”。英國作家瑪格瑞·愛琳漢姆的犯罪小説《濃煙中的老虎》（Tiger in the Smoke）就是以濃霧中的倫敦為背景，這部小説還在1956年被拍成電影。《笨拙》週刊的一幅漫畫對倫敦霧霾做了調侃的刻畫：有個霧中迷路的行人問一個濕淋淋沒戴帽子的路人，“請問到泰晤士河怎麼走？”答曰：“直走。我剛剛從河裏爬出來。”

　　霧霾改變了倫敦的城市生活，模糊了道德和社會邊界。1853年，《泰晤士報》寫道，倫敦霧霾“將人類的咽喉變成病怏怏的煙囪”，“大煙霧”迅速變成“大窒息”。康橋大學學者克裏斯汀·科頓在《倫敦霧》中感嘆：“霧霾折射出的人性被商業利益所戰勝。從倫敦東部貧民區蔓延至全城的驚恐，就像城市良心上的一個污點。因為經常刮西風，所以住在倫敦東邊的人要承擔更多風險。有錢人紛紛搬家，東部成了下層階級居住的所在。”當然，霧霾並不僅僅與公共健康問題有關，還涉及政治思想。倫敦“殺人大霧”使超過1.2萬人死亡，而英國政府卻沒有覺醒，保守的房屋部長哈羅德·麥克米倫仍然對公眾的期待多有抱怨：“我們無法做很多，我們似乎很忙……”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古典詩詞中意境朦朧的書寫，堪稱現實空氣狀況的真實寫照。“過去10年，煤炭已經被視為最骯髒、污染最嚴重的化石燃料。淘汰煤炭作為能源來源成為氣候活動家和公共衛生專業人士的首要目標。”一如路透社的評論所言，為告別霧霾，英國正式關閉了最後一家煤礦，靠煤起家的英國徹底轉入“後煤炭經濟”時代。但是，雖然今天“霧都倫敦已不復存在”，可空氣污染仍是現代大城市的難治之症。從十面“霾”伏到藍天再現，倫敦耗費的時間超過了60年。這一過程的艱辛，彼得·布林布爾科姆在《大霧霾》中有著詳細的論述。他認為，環境的治理不僅是化學問題，更涉及到政治和法律監管。實踐證實，“拍胸脯”乃至“信誓旦旦的承諾”治不了霧霾，同時治霾也不能簡單地迷信于立法。治霾既需要政府下決心制定和推行相關政策，還要把公眾對此類問題的關注轉化為對相關政策的支援和自覺執行上。

　　倫敦的霧霾“是一種沁入人心深處的黑暗，是一種鋪天蓋地的氛圍”。一如查爾斯·狄更斯在小説《荒涼山莊》的開篇中所描述的，空氣污染之下，無人可做看客。食品能“特供”，空氣和整體生態環境不能區分何人居廟堂、何人處江湖。所以，進入20世紀中期，幾乎所有英國人都忙著摘“霧都”的帽子，而全民的參與和支援也可能才是倫敦治霾的成功秘訣。

　　固執的霧霾不可能被“一陣風”徹底吹走；倫敦摘掉“霧都”帽子耗費了漫長的60多年。《大霧霾》一書告訴我們，治霾是一項需要全社會參與的系統工程，遠非“頭疼醫頭”那麼簡單。明白這一點，很關鍵；明瞭這一點，治霾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