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2013年4月1日日本央行推出大規模寬鬆政策起算，日本實施“安倍經濟學”已有三年。但從效果看，“安倍經濟學”乏善可陳，讓剛剛經歷“失去的20年”的日本經濟再失三年。

　　這些天，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請來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內的歐美學者，“會診”日本和世界經濟形勢。洋大師們開出的“藥方”讓公眾對“安倍經濟學”的前景又捏了一把冷汗。

　　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施蒂格利茨和克魯格曼雙雙建議，日本政府應該放棄從明年4月起再次提高消費稅率的既定方針，理由是日本和全球經濟前景不甚樂觀，提高消費稅率將進一步打擊佔日本經濟六成以上的國內消費。

　　對於這一“建議”，安倍某種程度上是求之不得的。日本今年7月將舉行參議院選舉，安倍則有意同期解散眾議院，使得參眾兩院同時選舉。但解散眾議院需要説得過去的“理由”，就消費稅率問題問信於民顯然是絕佳理由。

　　但安倍此舉同時給自詡的“安倍經濟學”挖了一個坑。根據兩年前制定的一項法律，日本政府必須依法在2017年將消費稅率從8%提至10%——除非日本遭遇“堪比2008年金融危機”的經濟困境。安倍將發現，他正在用“安倍經濟學”的矛攻“安倍經濟學”的盾。如果凍結上調消費稅率而提前大選，相當於承認“安倍經濟學”對提振日本經濟無濟於事；而一旦進入大選，安倍又不得不繼續鼓吹“安倍經濟學”的成功以吸引選民。

　　今年2月，在日本內閣府公佈2015年第四季度經濟繼續負增長後，不少日本媒體哀嘆，“安倍經濟學”走進死衚同。究其根源，“安倍經濟學”號稱有三支箭，傷害日本經濟的也正是這三支箭。

　　第一支“金融箭”動靜大，副作用更大。2013年4月，日本央行推出大規模寬鬆政策，以期達成2%的通脹目標。2014年10月，日本央行追加寬鬆政策。2016年1月，日本央行首次推出負利率。但三年過去，日本通脹水準徘徊在“零”上下。而今，安倍政府和央行魯莽的貨幣政策不僅扭曲了日本股市、匯市、債市，還增加了全球陷入貨幣戰爭的風險。

　　第二支“財政箭”勉為其難，加重經濟內傷。三年多前安倍上任時，日本政府債務已高達GDP的236%，而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權威機構測算，如今日本政府債務佔GDP比重或升至250%。更荒謬的是，在負利率環境下，由於長期國債利率也被壓低到負值，日本政府大量發行國債不僅不用貼息，居然還能“掙利息”。這無疑將刺激日本政府不加節制地增發國債，給將來可能引爆的“日本債務危機”充填了更多炸藥。

　　第三支“改革箭”只聽弦響，不見箭飛。以安倍經常挂在嘴邊的兩項“亮麗”指標——失業率和薪酬為例，從表面統計看，這兩年日本的失業率有所下降，薪資有所增加。但實際情況卻是，臨時工與合同工在就業人群中的比例不斷上升，薪資漲幅遠低於推動2%通脹目標所需的幅度。日本總務省今年2月一份統計顯示，日本家庭實際可支配收入下降到30年前的水準，企業則大大放緩了作為慣例的提薪幅度。企業自顧不暇，居民消費乏力，冷酷的現實宣告了“安倍經濟學”的失敗。

　　市場有一句名言：潮水退後，才知道誰在裸泳。儘管這些年日本央行和日本財務省不斷給泳池裏放水，但人人已經看出，“安倍經濟學”是在裸泳。

　　（新華社北京3月25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