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生態良好的醫療服務市場

　　“號販子的倡狂，只是醫改存在的諸多問題的一個客觀反映。”黃潔夫説，“號販子”現象其實只是醫改問題的“冰山一角”，是“標”而不是“本”。基層醫院為什麼沒有“號販子”？有的縣級醫院門口不僅沒有“號販子”，簡直就是門可羅雀。深層次的原因還是優質醫療資源不均衡，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這單靠簡單的行政手段將號販子抓起來並不能根本解決”。

　　黃潔夫表示，老百姓想到大醫院看病是人之常情，“因為人人都想找最好的醫生”。在黃潔夫看來，所謂通過“小病進社區，大病進醫院”等對病人的醫療服務選擇進行限制的政策其實很難落實，“何為小病何為大病？很多慢性病也是大病，有時小病也會發展成大病，如果一定要患者先去小醫院看病解決不了問題，耽誤了病情、延誤了診斷，反而可能出現更加不好的後果”。

　　“不能説基層醫院就得看小病，大醫院才能看大病。關鍵是要建立完善的‘分級診療’全科醫生體系。”黃潔夫認為，限制“號販子”只是治標不治本，關鍵是要建立生態良好的醫療服務市場，培養一批德藝雙馨的醫療隊伍。

　　醫者勞動價值未得到充分體現

　　在黃潔夫看來，醫改中政府是主體，醫務人員是主力軍。但現在很多醫生牢騷滿腹，醫務人員的情緒來自日益緊張的醫患關係，也與不甚合理的薪酬體系有關。黃潔夫説。但現實中，醫務人員的勞動價值並沒有得到很好的體現，目前一級護理費一天9元，特級護理費一天12元。“現在隨便找位普通護理工一天都要一兩百元，很多地方執行的醫院服務價格標準仍是上世紀90年代制定的。”黃潔夫舉例説，眼下做一台肝切割手術差不多需要五六個小時，手術費只有2000元，而簡單醫療耗材收費卻動輒就達5000元至8000元。

　　“沒有合理的醫生薪酬體系，體現不了他們合理的勞動收入，依靠虛高的醫療藥品、耗材、設備去掙錢，自然也就調動不起他們參與改革的積極性。這也是造成‘看病難’的原因之一。醫生感到委屈與無尊嚴，而且勞動強度大。這也是現在很多優秀的人才都不願意學醫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醫改步入深水區，黃潔夫認為，醫改不能只在基層醫院徘徊，而應向大醫院“開刀”，就像治水不能只治理河流下游，忽略上游，“否則是改不好的”。更重要的是，要將醫務人員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建立符合市場規律的醫療服務體系，用政府這只“有形之手”，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醫療規則，再用好市場這只“無形之手”監管與建設一個以醫生為主體的自由流動的人力資源市場，激勵醫務人員在醫療市場中創新醫療服務模式，為病人提供價格合理和高品質的服務。不過，“也應當看到，我國2009年衛生總費用1.7萬億元，2015年已超過4萬億元，短短6年增加了2倍，政府為民生做了很大的投入，醫療保障的進步還是很明顯的”。

　　器官移植費用應納入醫保範圍

　　今年“兩會”期間，作為政協委員的黃潔夫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會長陳竺分別向全國政協和全國人大提交提案、議案，建議將腎臟移植納入大病醫保。

　　這樣的想法與我國器官移植捐獻的良好發展態勢不無關係。2015年，我國共完成器官捐獻2766例，移植器官11000多個，達到歷史最高水準。“今年前兩個月，我國器官捐獻數量又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估計2016年我國的器官捐獻可以達到4000例，移植器官大約在15000個以上，幾年內就可以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器官移植大國。”黃潔夫預測。

　　“器官移植一定要納入醫保，因為這是生與死的選擇，是基本醫療，也是公民的基本權利。”黃潔夫説，腎移植是治療腎功能衰竭最有效的手段，將腎移植費用納入醫保，無論對患者還是對國家來説都是“最合算的”。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如果不做腎移植選擇透析，按照一週3次透析的頻率，一年7個月的透析費用就可以做一次成功的腎移植手術，約20萬元。而且，“患者做完腎移植後，生活品質將得到極大改善，還可以省下繼續治療的開支”。黃潔夫希望，以腎移植為開端，今後可以逐步將肝、心臟、肺移植等費用納入醫療保險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