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國際評級機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新興市場國家主權信用級別或展望進行調整，引發了一系列關於主權評級調整是否準確的討論。事實上，主權信用評級並不只是對政府債務、經濟增長等指標進行簡單橫向比較得出的結果，看待主權評級，還需從更深層次了解主權評級調整背後的邏輯。

　　主權信用評級一直被視為信用評級領域最不成熟的業務板塊，其原因在於影響主權信用的因素過於龐雜、信用風險傳導路徑難以判斷把握，其涉及的分析要素橫跨政治學、經濟學等多個學科領域，而基於相關學科交叉研究的理論成果又相對有限。這些因素導致主權評級業務從最初開展時即缺乏系統性的指導理論。上世紀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後，國際評級機構在主權評級方法上吸納了一些新興的發展學理論，然而，發展學理論本身並不十分完善，其中的大部分理論缺乏普適性，因此國際評級機構的主權評級理念也顯示出較強的主觀色彩。具體而言，國際評級機構的主權評級理念表現出一定的傾向性，即以新自由主義思潮為基礎，從方法論上體現出對“華盛頓共識”的肯定。

　　“華盛頓共識”是指20世紀80年代以來IMF等國際機構根據發達國家經濟治理經驗與少數發展中國家政治經濟轉軌經驗總結而成的一系列關於經濟治理的政策主張，以私有化、自由化等為主要內容，本質上具有強烈的自由主義價值傾向，是對西方國家發展模式的肯定和推廣。雖然各個國際評級機構在主權評級具體操作方法層面不盡相同，但核心的評級理念均表現出與“華盛頓共識”基本主張的高度相似性：一是在評價政治風險等影響償債意願的要素方面，以民主化程度、政治決策透明度作為主要的衡量指標；二是在評價長期經濟發展前景等影響主權信用的基礎性要素方面，以私有化水準、經濟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對外開放程度作為主要判斷依據；三是在評價宏觀金融穩定性方面，將金融體系的私有化、自由化和金融體系開放程度作為主要的判斷依據。

　　不可否認，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某些政策對評級機構判斷主權信用狀況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然而，如果完全以其作為衡量所有國家的“準繩”，則會對沒有遵照“華盛頓共識”進行改革的國家形成兩種潛在影響：一是導致採用非西方政治經濟制度並獲得成功的國家獲得的評級較低，從而提高了該國國內經濟部門的境外融資成本；二是迫使受評國家政府向三大機構評級標準看齊，從而形成一隻能夠干預主權政府行為的“無形的手”，對一國政府制定經濟政策産生影響，甚至在一些極端情況下引導一國政府的改革路徑。

　　事實上，主權信用評級結果是否準確，不僅取決評級機構的技術積累，更取決於評級理念是否客觀。一方面，評級機構在判斷主權政府信用時，應擺脫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的片面干擾，回歸信用評級本質。主權評級的最終目標是對主權政府信用風險進行揭示，而非基於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對國家政治經濟體制的區分與評判，以某一固化的意識形態作為依託確定評級理念必然導致評級結果有失偏頗；另一方面，主權評級還應充分考慮不同國家處於不同發展進程中的階段性特徵。不同國家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面臨不同的經濟社會問題，其政府治理、經濟運作等模式也有所不同。因此，評級機構的主權評級理念也應更具包容性，應以多元的、發展的眼光評價不同國家選擇的經濟治理模式。唯有如此，才能更準確地揭示主權信用主體真實的信用風險，進而獲得投資者的認可，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作者單位：中債資信評估有限責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