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論

　　廣告法第26條就規定了，房地産廣告不得做升值或者投資回報的承諾，何況是政府拿公信力托底的“理念宣傳”？

　　據報道，江西省近日召開全省房管局長座談會，全面部署房地産去庫存工作。鼓勵農民買房本很常見，但該省要求各地市“要廣泛宣傳去庫存政策，形成共識，宣傳‘農民在城市購房是升值，在農村建房是貶值’的理念”，引發廣泛爭議。

　　“在城市購房是升值”若是出自開發商之口，那只是種行銷策略，可它卻是出自當地政府部門的“理念宣傳”中，這無疑有角色錯位之嫌：廣告法第26條就規定了，房地産廣告不得做升值或者投資回報的承諾，何況是政府？

　　平心而論，當地政府要求宣傳“升值VS貶值”論，也有其現實背景：時下很多地方都面臨高企的庫存壓力，也在積極出臺放開限購、提高貸款額度等政策。饒是如此，那些三四線城市的去庫存壓力，因一線城市對人口、資金的“虹吸”而顯得越發急迫。像江西，2015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積1496.1萬平方米，增長26.8%。鼓勵農民別在農村建房而在城市買房，正是在這種急症壓力下的應激思路體現。

　　但這樣的應激思路合適與否，就要另當別論了。要知道，以政府信用托底的“宣傳理念”，其本質就是拿公信力為其張目：原本很多人在做決策時，會進行對比詢價、根據自己的需求作出預期和判斷，可政府方面吭聲後，有些農民可能不認為這是“廣告”，更相信這是政策動向，認為政府會通過行政手段保證房産價值只升不降。

　　這樣的保值增值宣傳，註定有違行政倫理。樓市價格有其自身的價值規律，供給和需求的博弈才能真正決定房價的漲跌保值與否。作為政府部門，盲目的理念宣傳也是另一種“價格干預”，它並不可取。儘管説，“在農村建房是貶值”乍看上去有其道理——在當下城鄉二元體制下，農村建房的資産效益是日漸衰減的，可對農民群體而言，在哪置房有其複雜考慮，而不會止于單向的投資考量。

　　對政府而言，政府是市場“守夜人”，而不能越俎代庖、親自上陣打“廣告”，宣傳“農民在城市購房是升值”，未免逾越了行政職能邊界。或許對地方政府來説，比起讓農民接盤樓市更重要的，是做好城鎮化過程中的福利均等化等工作，如隨遷家人、戶籍社保、入學就業、社會保障等。若沒有戶籍、社保制度改革來配套，只指望農民助力化庫存，卻不給予同等的市民福利保障，顯然不妥。

　　而以“升值”宣傳或採取“零首付”等政策鼓吹農民進城購房，還存在進一步放大地方金融風險的可能性。同樣的買房，農民的壓力要遠遠大於城市階層，且農民進城後的收入非常不穩定，能不能支撐起房貸，都要打上個問號。在個人徵信體系尚不完善的情況下，一旦出現斷供棄供，承擔壞賬風險的就只能是銀行。去庫存的本意之一，就是化解長期依賴土地財政的地方債務高企困局，而上述做法可能與其相悖。

　　説到底，農民該在城裏買房還是村裏建房，有其遠超“價值屬性”的考量，對其引導時，也理應著眼于“人”本身，而非將他們視做去庫存下的工具。這樣才能免於政策話語誤導，也才契合長遠的去庫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