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淵雜譚

　　2016年，和大師紀念聯繫在一起。湯顯祖逝世400年，莎士比亞逝世400年，塞萬提斯逝世400年，還是魯迅逝世80年。把今年稱作“大師年”，似也並無不妥。據報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在全球範圍內共同組織紀念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湯顯祖三大世界文化名人逝世400週年活動。而在國內，對這四位大師的紀念活動也早已拉開帷幕。

　　瀏覽這些紀念活動的報道，不禁産生“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之感。雖然，這些紀念活動中多少還可以發現或直露或潛藏的商業動機、政績驅動或文化獵奇，但不管怎麼樣，紀念文化大師畢竟是一大善舉，它像鬧鐘一樣定時提醒著世人，回顧大師們對人類文明所作的貢獻，而這對於推動學術和文化繁榮總會起到一些積極作用。這無疑值得欣喜，但話説回來，更多的卻是憂思。

　　一方面，正如人們時常哀嘆的，“今天的我們處於一個不出大師的時代”，以及不時見諸報端的“假大師”們那些真騙子行徑，都令人不忍再聽“大師”二字。另一方面，更可憂慮的是，我們似乎還沒有真正找到打開大師的正確方式。請看，官方的紀念活動大多是座談研討、出版文集、影視作品這標配“幾大件”，往往形式大於內容；大師故里的紀念活動則大多修家譜、擺闊氣，甚至明裏暗裏打著借雞生蛋的小九九；文化人們的紀念活動又愛用所謂再解讀、重塑造的解構手法，以大師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説是紀念大師，實則宣傳自己，仿佛紀念者成了被紀念者，被紀念者反而淪為了一塊踏腳石。凡此種種，均令人心憂。

　　客觀地説，在任何時代，大師都不屬於所有人。能成為國民偶像的，一般總是顏值大於價值的娛樂明星，絕不會是文化大師。拿魯迅來説吧，無論是在世還是今天，其思想並非人人都能接受，也未必人人都能理解。而400年來，湯顯祖的劇作在國人中也非老少咸宜。至於舶來的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就更不用説了。這其中，有地域差異而導致的文化折扣，也有時代不同而帶來的理解隔閡。很多時候，都市白領在寫字樓裏津津樂道莎翁作品，和“小鎮青年”迷戀看電影，在文化心理上具有高度同構的一面，本質上都是階層美學的自我標簽。

　　但即便如此，我們也無法否認大師依然有其不因時空變化而消失的思想價值，這就是大師的“硬核”。正因為如此，我們在紀念大師時，應保持的正確姿態，就是像一隻堅韌的松鼠那樣，努力磕開這顆“硬核”，呈現大師之所以為大師之處。比如，湯顯祖在作品中對真性情的謳歌，對人的解放的期待和頌揚；又如，魯迅對吃人社會的批判，對人性的深刻解剖，以及把自己當做匕首投向黑暗的決絕，等等。當然，除了硬核，大師也有柔軟的側面，他們也有情愛甚至八卦，這些趣聞軼事讀來輕鬆解頤，酒桌之上又可作高雅的談資，還能發在朋友圈示人以博學。或許是迎合了這一心理，一些以大師為題材的文藝作品對此大書特書，並自稱塑造了“有血有肉”的大師，更有甚者把“大師”當成了老母雞，截翅剁爪，以斷章取義的只言片語、捕風捉影的瑣細小事，熬成一鍋“雞湯”奉上。實際上，對大師硬核的回避，是對大師最殘酷的閹割。當我們為發現了大師日常化的側面而欣喜若狂，必須記得，如果沒有大師淩然傲立的正面，這一側面毫無意義。這就好比，我們完全可以陶醉在詩情畫意的月光之中，但再多的讚美也無法改變它反射的是太陽的光芒這一事實。

　　磕開“硬核”的工作是艱巨而痛苦的，但有勇氣的淘金者都知道，淘金必須要深入到真正的礦井中去，翻檢礦渣有時也會有驚喜，卻從來沒有人在礦渣堆中變成富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