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索比亞是中國對外援助取得積極意義較多的國家樣本之一。中國援助埃塞的項目在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增進兩國人民友誼、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如今，中國影響已經滲透到埃塞經濟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

　　當前，中國正處於由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轉變的關鍵時期。一方面，外部發展環境的友善與否對中國在國際舞臺的發展日益重要；另一方面，中國承擔的國際義務和國際責任也在迅速增長，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望值同步提升。因此，無論是現實原因還是道義層面，都要求中國未來必須積極運用對外援助，為自身發展謀求更為廣闊的國際空間。

　　以衣索比亞為例。其為中國對外援助取得正向意義較多的國家樣本：對外援助——雙邊經貿發展——受援國貿易能力增強，經濟發展——中國企業“走出去”，更深入、更廣泛地參與受援國的經濟發展，同時中國文化和價值觀得到傳播，中埃雙邊關係正是沿著這一路徑走到了今天。總結對埃援助取得的成功經驗，進行複製、推廣和改進，不僅有助於優化未來的中國對外援助模式，而且有助於中國貢獻南南合作經驗，推進全球治理體系改革。

　　中埃塞經貿合作漸入佳境

　　衣索比亞是世界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不足500美元。近十年，埃塞的經濟增長很快，2015年的經濟增長率預計將達到8.7%。同時，埃塞有效降低了兒童死亡率，脫貧人口也顯著增長。總結這個非洲國家經濟、社會實現快速發展的原因，不能忽略的一點就是中國要素。儘管國際上對中國給埃塞帶來的正面影響大還是負面影響大曾存在爭議，但這種質疑漸被兩國日益緊密的經貿合作所淹沒。中國在非洲大陸的積極形象日益凸顯。

　　中國對非洲國家的援助始於1956年，衣索比亞並不在首批接受中國對外援助的非洲國家之列。中埃塞于1970年11月24日建立外交關係，之後雙邊關係有了短暫發展，但1978～1982年間，由於受意識形態等因素影響，中國對埃援助活動受到波及。

　　如今，中國影響已經滲透進埃塞經濟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首先，在貿易領域，據中國海關統計，2014年中埃雙邊貿易額達到34.1億美元，中國已成為衣索比亞最大貿易夥伴。而在投資領域，截至2013年年底，中國對埃塞直接投資存量為7.2億美元，當年投資流量1.02億美元。中國已連續多年成為衣索比亞最主要的外資來源國和工程承包方。其次，在衣索比亞，中國印記更是不勝枚舉。行走在亞的斯亞貝巴街頭仿佛置身30多年前、改革開放初期的深圳，中國援建的樓宇、公路比比皆是，承建的輕軌鐵路也即將完工，華為、中興等中國手機品牌亦是尋常可見。中國元素作用於這個非洲國家的肇始即是對外援助，中國對埃塞的援助為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增進兩國人民友誼、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等發揮了重要作用。

　　對埃塞援助走過四十年

　　回顧中國對埃塞的援助歷史，在援助內容和援助方式等方面突出呈現以下特點。

　　高層互動頻繁，逐漸形成“政府搭臺，企業唱戲”的模式。儘管早在建交前中埃塞兩國就曾派出文化代表團互訪，但民間文化交流並未促成兩國間的進一步聯繫。以中埃塞建交為起點，在經歷數年低谷之後，進入高層互動頻繁的階段，尤其是進入上個世紀的最後十年，政府間的高層互訪成為深化兩國合作的重要推手。高訪一般都會隨帶經濟、文化等專業代表團，並簽署多項合作協議，有力推進兩國多領域合作的深化。而通過高層互訪建立起來的領導人之間的個人關係，也成為加強兩國關係的重要紐帶。政府層面平臺的搭建更是為企業活動的開展指引了方向，提供了保障。如在對埃塞基礎設施援助領域，就是政府方面先簽署框架協議，再由中國企業競標承建的方式進行的。

　　中國對埃塞援助多以基礎設施建設為起點，助力受援國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改善居民生活條件。中國對埃塞的援助自始就主要體現在物資援助和成套項目建設方面，而援建的成套項目重點集中于基礎設施和農業等領域。埃塞經濟發展面臨的一大困難就是落後的基礎設施。而中國作為援助方，憑藉在技術、設備材料和人力資源等方面的優勢，能夠在確保工程品質的同時，有效降低項目投資成本。在埃塞，中方在公路、橋梁、港口等交通運輸建設方面的援助為埃塞境內及與其他非洲國家的互聯互通助力甚殷。同時，中方還在埃塞援建了水電站、電信傳輸網等許多工程項目，極大提升了埃塞的能源供給能力和資訊化程度。

　　這種援助方式與傳統援助國的援助領域有著較大的差別。歐美等西方國家的對外援助更多強調製度建設和民主建設優於市場建設。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傳統援助國對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項目援助基本中止。而中國從施援之初，即將基礎設施建設作為重要的援助內容。

　　對外援助形式多樣，常與貿易和投資活動相結合。在對外援助範圍的理解上，不同於傳統援助國堅持制度建設優先的認識，中國更關注經濟增長本身。中國的對外援助通常不是孤立進行，常與貿易和投資活動交織起來。正是這種援助與貿易、投資的融合，幫助中國尋找到與埃塞在資本、技術、勞動力及産業結構等方面的互補性，助推其形成適合自身的發展模式。其結果首先表現在與中國的貿易快速發展，從而為埃塞産業結構調整提供借鑒；之後是貿易帶動投資發展，通過吸納中國轉移過來的相對成熟的産品線和産業鏈，促進本國産業結構與國際産業結構調整對接；最後，在貿易和投資活動中帶來的技術外溢成為埃塞這樣一個資本存量少、科學技術水準低的不發達國家的技術進步的重要渠道，帶動埃塞經濟多樣化發展與結構升級。

　　不干涉內政。“不干涉他國內政”是中國始終恪守的國際關係準則，在開展對外援助時同樣如此。而傳統援助國普遍認為，落後國家難以實現發展的根本原因在於缺乏良好的經濟政治制度，包括強調私有化、自由競爭、貿易自由和民主、人權、反對腐敗等。所以在實施對外援助時，要通過附加條件迫使受援國進行經濟、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以使受援國制度向“好”的方向調整。因此，有學者認為中國的這種不附帶政治條件的援助是對受援國正在建立的自由市場和民主的破壞，指責中國的援助惡化受援國的人權形勢和地區安全與穩定，並會促進政治腐敗。但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表明，中國這種不附加條件的援助擴展了受援國獲取援助的選擇空間，在傳統援助國倡導“良治”是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的理論越來越受到質疑的情況下，使受援國獲得經濟發展所急需的資金、技術和基礎設施。

　　對援外事業發展的啟示

　　迄今為止，中國對埃塞的援助發展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在促進埃塞經濟、社會等各項發展的同時，也較好實現了我國開展對外援助的戰略目標。但仔細審視總結，也能發現其中尚存許多不足，如援助“偏硬”、對中國軟實力的宣傳不夠等。

　　中國對外援助作為國家國內政策和理念的延伸，充分體現了自身30多年的高速發展以國家資本、務實、經濟權利優先等特點。這種發展方式是不斷在“摸著石頭過河”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同樣的，這種探索、實驗性的發展特點也在中國對外援助領域有所體現。首先，在繼續關注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應加大人力資源培訓。隨著更多的中國企業進入埃塞，投資者越來越發現埃塞具有一定技術水準的勞動工人十分缺乏，造成勞動生産率低下，由此很大程度抵消了該國勞動力低廉的成本優勢。因此加強埃塞勞動者相關技術培訓、勞工培訓不僅可以滿足投資者的需求，也是埃塞未來長遠發展所必需的。其次，官方援助中應增加NGO的參與度。發揮NGO對政府外交的緩沖和彌補作用，提高援助的有效性，還可以使中國的救援理念和文化影響傳播更為深遠。再次，將援助與受援國治理改善等相結合，深入對受援國政治、社會發展方面的影響。其實，隨著全球化的不斷加深，對外援助越來越成為各國之間在思想、觀念和文化等領域中交往的一個載體，越來越成為援助國向受援國傳遞自身“信念、程式和方式”的一種工具。

　　對外援助不只是簡單的經濟利益或外交需求，同時承載著援助國自身的政治或文化理念。雖然中國的對外援助不附加政治條件，但並不因此而獨立於國內的政治和經濟因素，不可避免地要向受援國傳遞著國內因素的影響。中國能夠在社會基本穩定的前提下保持經濟、社會的長期發展，首先就是得益於中國治理改革的成功。由此，中國也具備了對外援助過程中幫助改善受援國治理水準的能力和信心。

　　（作者係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