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對低通脹問題的擔憂，歐元區比多數經濟體早了約一年多的時間，只可惜這提前一年有餘的憂慮並未給歐元區在解決低通脹問題上帶來什麼先發優勢，低通脹至今仍是歐元區揮之不散的陰霾。

　　做得多見效少

　　歐元區官方開始正視此輪低通脹問題可以追溯到2014年6月，正是在當月，歐洲央行宣佈實施負利率，成為第一個步入負利率的主要央行。資料顯示，隨著同年年初愛爾蘭、葡萄牙等重債國先後退出歐元區援助機制，歐元區也漸漸走出了困擾多年的債務危機，可孰知前腳剛拔出債務危機泥淖，後腳歐元區就陷入了低通脹的陷阱，債務危機期間投資乏力、消費低迷的問題仍然影響著歐元區經濟的基本面。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歐洲研究部副主任姚鈴分析稱，當初為了還清債務，歐元區各國不得不緊縮財政，這客觀抑制了消費者需求，隨著債務問題逐漸可控，消費疲軟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凸顯，以此計價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更一直徘徊在低位，與歐洲央行2%的通脹目標線相距甚遠。

　　為了刺激經濟儘快復蘇，歐洲央行執行了一系列貨幣寬鬆措施，包括進一步下調利率；從小範圍內執行“量化寬鬆”，即實施購買資産抵押債券（ABS）的長期再融資操作，到對歐元區整體進行主權債務購買。

　　在歐央行不惜代價一輪輪的刺激下，衡量通脹的數值指標CPI確實有了些許改善，這給了執行QE政策的歐央行些許安慰，但後期CPI接近卻始終無法達到2%的預定目標，又讓市場再次質疑歐央行和歐元區經濟。

　　對此，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所副所長王朔指出，歐元區其實“不差錢”，問題是資金都停留在銀行和國債市場而不願且不能進入經濟迴圈之中。一方面，由於歐元區經濟增長前景不確定，銀行對不良資産評估謹慎，惜貸；另一方面，企業自身也沒有在惡劣經濟增長環境下擴大生産的意願。這直接導致QE執行效果打了折扣。王朔由此進一步指出，QE只是給歐元區爭取時間，解決歐元區低通脹問題的真正辦法還在於成員國和歐元區整體的結構及機制改革。

　　外部環境“突變”

　　禍不單行。就在歐央行用QE為歐元區經濟走向良性通道爭取時間和空間時，全球經濟環境竟出現了“突變”，令歐元區本就難貫徹的結構性改革“雪上加霜”。

　　就歐元區結構性改革，王朔曾表態稱，結構性改革本就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如果此時經濟大環境活力不足，這一過程還將更難推進。目前歐元區經濟整體增長有限，要想加快結構性改革，不如寄託新興市場需求，讓外部增長紅利通過出口環節為歐元區經濟增長注入動力，推動結構性改革。

　　然而現實情況是，新興市場由於自身結構調整市場需求放緩，同時油價領跌全球大宗商品市場進一步加大了歐元區低通脹的壓力。

　　以歐元區經濟增長重要引擎德國出口為例。德國聯邦統計局3月10日公佈的數據顯示，德國1月季調後出口月率為-0.5%，低於預期值0.5%，連續第二個月環比下滑。德國工商聯會分析師VolkerTreier表示：“德國經濟今年開局疲軟，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打壓了德國出口，巴西和俄羅斯的需求也疲弱。”

　　油價方面，姚鈴分析，油價小幅走低或許會起到拉低生産成本、刺激經濟增長的效果，但是油價大幅度走低就將導致工資水準下降，進而加劇通縮風險，之前所謂的給經濟復蘇帶來的提振作用將遠不足以抵消需求端消費下降帶來的負面影響。

　　可怕的是，截至目前，這兩大會對歐元區CPI産生重要影響的外部因素並未顯現出根本性改變的跡象。歐盟統計局最新一組數據顯示，歐元區2月CPI同比下滑0.2%，為去年9月以來首次出現負值，不及預期。2月核心CPI同比增長0.7%，同樣不及預期，創2015年4月以來最低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