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河北省平泉縣黃土梁子鎮楊杖子村農戶利用小額扶貧貸款，發展食用菌養植，成功脫貧致富。圖為農戶在大棚裏採摘鮮蘑菇。

　　③ 寧夏通過移民搬遷實現穩定脫貧。圖為銀川市興慶區生態移民新村64歲的白芝蓮老婆婆在新家果園裏採摘樹莓。

　　② 國家重點扶貧開發縣貴州江口縣積極發展旅遊扶貧，不少村民辦起農家樂。

　　本報記者 黃俊毅攝

　　“十二五”期間，我國扶貧工作有著諸多創新，轉向“精準滴灌”就是其中一個。當前，扶貧進入攻堅拔寨的決勝階段，中央已從動員、問責、投入、退出、激勵等方面作出了部署，廣大扶貧幹部要轉變作風，扎紮實實走村入戶，還要繼續開拓創新——

　　山西省左權縣是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家在左權縣桐峪鎮桐灘村的貧困農婦李瑞霞依靠1.2萬元扶貧小額信貸在家養雞，第二年純收入就達到5萬元，一舉摘掉了貧困帽。像李瑞霞這樣在“十二五”期間實現脫貧的群眾，全國有10992萬人。《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5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到5575萬，貧困發生率下降到5.7%，“十二五”扶貧工作圓滿收官。

　　從扶貧開發到脫貧攻堅

　　2015年減貧任務超額完成，為“十三五”減貧攻堅拔寨打下良好基礎。但減貧難度將越來越大

　　回顧過去5年間的扶貧成果不難發現，我國每年貧困人口減少數量呈“U”形走勢。2011年至2014年，我國減少農村貧困人口數量呈逐年下降趨勢。2015年，全國減貧1442萬人，比2014年多減210萬人，一舉扭轉跌勢，減貧速度顯著加快。

　　“‘十二五’前4年減貧人數逐年下降，是因為我國扶貧工作進入了啃‘硬骨頭’的階段。”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永富説。

　　截至“十一五”末，我國已使5億人脫貧，但仍有1.5億人沒有脫貧，這些貧困人口主要分佈在中西部石山區、深山區、極端乾旱山區、高寒陰濕地區。以“苦瘠甲天下”的寧夏西海固地區為例，千山萬壑間，滿眼是層層疊疊的黃土坡和坍塌廢棄的窯洞。而且，這裡嚴重缺水，每人平均水資源量只有全國每人平均水準的4.35%；遇上氣候極端的年份，甚至一年到頭無雨。“春天播下玉米，如果能下點雨，保住了苗，秋後就能有收成；如果沒保住苗，下一年就沒飯吃。”寧夏固原市原州區張易鎮駝巷村特困戶張彩霞説。

　　“剩餘的貧困人口主要分佈在生存條件惡劣的偏遠地區，行路難，吃水難，用電難，一些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條件比較差。以前出臺一項政策，一批人能夠脫貧致富，現在剩下的都是‘硬骨頭’，減貧難度越來越大。”劉永富説。

　　2015年減貧速度明顯高於上年，要歸功於扶貧力度的進一步加大。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高度重視扶貧工作，形成了全黨全社會合力攻堅的新局面。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出臺，中西部22個省區市與中央簽署脫貧攻堅責任書，扶貧力度前所未有；各部門積極出臺有利於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發展的政策措施；社會各界積極響應，僅2015年10月17日“扶貧日”前後就募集了超過100億元的資金，同比翻了一番。

　　2015年減貧任務超額完成，標誌著《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提出的中期目標順利實現，為“十三五”減貧攻堅拔寨打下良好基礎。

　　從“大水漫灌”到“精準滴灌”

　　要完成脫貧攻堅任務，必須做到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位精準、因村派人精準

　　“一看房，二看牛和羊，三看勞力強不強，四看兒女上學堂。”在寧夏西海固鄉村，只要提起貧困戶識別口訣，人人都能脫口而出。38歲的張彩霞全家住著搖搖欲墜的土坯房，丈夫患有嚴重胃病，沒有勞動能力，3個孩子在上學，2014年經駝巷村初評、張易鎮復核、原州區審批，再經過三公示、一公告，被認定為特困戶。

　　當然，張彩霞只是全國精準識別出來的8900萬貧困人口中的一個。“十二五”期間，我國完成了貧困人口精準識別和建檔立卡工作。據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洪天雲透露，截至2015年10月，總計有8900萬貧困人口被精準識別出來，全部完成了建檔立卡。

　　長期以來，我國扶貧開發工作中存在一個突出問題，即“貧困人口底數不清、情況不明、針對性不強、扶貧資金和項目指向不準”，扶貧工作就像“大水漫灌”一樣效果欠佳。

　　從“大水漫灌”轉向“精準滴灌”，是“十二五”期間我國扶貧工作的重大轉折。2013年11月，《關於創新機制紮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出臺，明確提出“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國家制定統一的扶貧對象識別辦法”。

　　所謂精準扶貧，主要包括3方面的內容。一是精準識別，針對誰是貧困人口，制定識別辦法。二是精準幫扶，針對貧困情況，確定責任人和幫扶措施，確保幫扶效果。三是精準管理，建立貧困戶資訊網路系統，錄入貧困對象的基本資料、動態情況，實現扶貧對象有進有出，確保扶貧資訊真實、可靠。

　　“要完成如此艱巨的脫貧攻堅任務，必須做好頂層設計，做到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位精準、因村派人精準。唯有如此，脫貧成效才能精準。”洪天雲説。

　　識別貧困戶是最基礎的工作。據洪天雲介紹，從2013年底開始，貧困識別工作全面展開，對識別出的8900萬貧困人口全部建檔立卡。之後，各地又向近13萬個貧困村派出駐村工作隊和第一書記，為精準扶貧到村到戶提供平臺。

　　“貧困帽”從爭戴到爭摘

　　到2020年，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要全部摘帽。為此，我國建立了貧困縣退出機制和扶貧考核機制

　　2015年，貴州道真、關嶺、納雍、沿河、臺江、雷山、天柱、荔波、羅甸、晴隆等10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主動申請摘掉貧困縣帽子。從爭戴“貧困帽”到爭摘“貧困帽”，是“十二五”以來我國扶貧開發工作中的又一可喜變化。

　　多年來，由於國家政策層面會向貧困縣傾斜，不少地方爭戴“貧困帽”。“以前個別貧困縣脫貧之後不願意‘摘帽’，或者戴著貧困縣的‘帽子’炫富，依賴性嚴重，不思進取，越扶貧越想保貧。他們擔心摘了貧困帽後，就不能再享受原有扶貧政策。”國務院扶貧辦政策法規司司長蘇國霞説。

　　按照中央要求，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要全部脫貧，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要全部摘帽。為此，我國“十二五”期間建立了貧困縣退出機制和扶貧考核機制，印發了《關於改進貧困縣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經濟社會發展實績考核工作的意見》，強調把扶貧開發作為貧困縣經濟社會發展實績考核的主要內容，引導貧困縣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樹立正確的政績觀。

　　洪天雲告訴記者：“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不能都等到2020年時一起摘帽，要鼓勵有條件的先退。即便現在退出，到2020年前扶持政策還是保持不變的。2020年以後，中央還會考慮研究新的扶持政策。”

　　“貴州提出‘摘帽不摘政策’，原有扶持政策保持不變，安排到縣的財政扶貧資金總量原則上按10%的增幅逐年遞增。還有‘摘帽獎勵’‘減貧獎勵’等額外獎勵，對主動‘摘帽’的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從其‘摘帽’當年起至2018年，每年給予1000萬元扶貧項目資金。”貴州省扶貧開發辦公室主任葉韜説。

　　當然，這樣的考核不單單針對縣級領導，還包括省級領導。早在2012年1月，國務院扶貧辦就印發了《扶貧開發工作考核辦法（試行）》，分組織領導情況、經濟社會發展情況、扶貧工作實施情況、扶貧工作管理情況4項，督促各省份引導地方各級政府協調各種資源參與扶貧開發，落實扶貧開發責任，對考核結果分為A、B、C、D四個等次，被評為D的省份要通報批評。2015年11月，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再次強調，要層層簽訂脫貧攻堅責任書、立下軍令狀。緊接著，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省級黨委和政府扶貧開發工作成效考核辦法》，圍繞落實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設置減貧成效、精準識別、精準幫扶、扶貧資金4大項考核指標，再細化為若干子項目，並引入第三方評估，對中西部22個省區市黨委和政府扶貧開發工作成效進行年度考核。這標誌著，我國從省到縣有關精準扶貧工作的精准考核網路體系已經建成。

　　“‘十二五’期間，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從2010年的1.66億人，減少到2015年底的6000萬左右，減少了1億人；貧困縣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從2010年的3273元，增長到2015年底的6600元以上，翻了一番，增長幅度連續5年高於全國農村平均水準。中央確定的到2020年‘確保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的目標一定能如期實現！”展望“十三五”，劉永富信心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