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經濟仍處於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中國正處在新舊産業和發展動能交替接續的關鍵時期，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經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在轉折性變化逐步走向穩定的同時，一方面需要對傳統增長動力進一步挖掘，通過模式重構、結構調整、路徑優化、産業升級改革“存量經濟”。另一方面，更需要加快培育新興增長力量，發展“增量經濟”，釋放“新經濟”增長動力，以“新供給”替代“老供給”勢在必行。

　　因此，“十三五”時期正處於關鍵歷史機遇期，也是動力切換、結構轉變與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的重要時間節點，必須以“五大發展理念”為主軸，下大力氣挖掘培育一批“新經濟”的動力群，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提升産業核心競爭力，不斷提高中國全要素生産率。

　　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及其政策主要著力點

　　支撐我國實施新一輪全面對外開放大戰略，構建開放型經經濟新體制，在角色定位上，必須樹立“大開放觀”，實現從被動向主動轉變，從週邊向中心轉變，從參與者向引領者轉變，從大國向強國轉變的“四個轉變”，全面構築中國全球競爭新優勢。

　　首先，構築全球自由貿易網路為重點的自貿區戰略。面對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規則優勢”，中國必須加快自由貿易區談判的步伐，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等領域，適當提高自由化標準，倒逼中國的市場壁壘，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以開放競爭帶動經濟結構升級。

　　具體而言，中國應以開放的心態和迎接機遇的眼光看待TPP發展。圍繞TPP和RCEP形成一個“傘型協定”。可在關稅減讓、服務業開放、智慧財産權規則等方面設定介於TPP和RCEP之間的中間標準水準，加快推進亞太自貿區（FTAPP）坐實。積極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自貿區網路，逐步形成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和“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路”，推進亞歐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

　　第二，全面深化“走出去”戰略實現從GDP到GNP的新跨越。深化“走出去”戰略，帶動資源配置的全球化拓展，將要素稟賦優勢升級形成對外投資新優勢。通過資本輸出帶動我國全球貿易佈局、投資佈局、生産佈局的重新調整，進而推進國際産業鏈和産能合作能夠創造出巨大的增長空間。

　　第三，把“服務貿易”作為實施貿易強國戰略的突破口。應把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提高服務貿易比重，增強“中國服務”國際影響力，作為“十三五”重大任務。把2020年服務貿易佔貿易總量比重提高到20%，作為“十三五”對外開放的重要目標。

　　培育“雙創”經濟及其政策主要著力點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正處於新的結構轉型期，創新已成為世界主要國家的核心戰略。近年來主要國家提出科技戰略的頻率之快、層次之高前所未有。主要發達國家創新戰略出現重大調整。新興經濟體國家，如南韓、俄羅斯、印度、巴西等都紛紛提出了本國的創新發展戰略。

　　在新一輪國際競爭的大背景下，新一屆政府也把“雙創經濟”（“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視為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的新動能和新引擎。新常態下，傳統經濟發展模式所依靠的比較優勢大大降低，要獲得新的發展動能，關鍵在於放開市場準入，充分釋放民智民力。

　　第一，構建産學研合作體系整合創新資源。目前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薄弱，面臨著“需求與能力相矛盾”的尷尬，大學和科研院所雖集聚了大量科技資源和人才，但産學研之間基於利益驅動的自願協同創新尚未廣泛成型，銜接配合不順暢。因此，建立共用基礎設施，加快技術轉移的激勵體制機制，防止人為技術壁壘和行業壟斷，推動産學研合作有助於在全社會範圍內實現資源優化配置。

　　第二，圍繞産業鏈部署創新鏈條。圍繞戰略性新興産業集聚科技資源，對戰略性新興産業上下游的核心、關鍵以及共性技術進行攻關，通過政府投資的宏觀導向作用，在基礎研究和産業發展的共性技術領域加大研發資金支援，鼓勵官産學研金共建創新聯盟，促進技術創新、人力資本積累和企業設備投資改造；通過創新鏈驅動，突破一批關鍵技術，使戰略性新興産業實現跨越式發展。以創新鏈為引導，增強傳統優勢産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推動擁有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的傳統企業集聚優勢資源加速發展；著力打造一批具有智慧財産權核心競爭力的企業，形成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智慧財産權密集型産業，從而帶動整體産業轉型升級。

　　第三，全力打造創新創業的生態環境。進一步簡政放權，通過設立投資負面清單、政府權責清單和監管清單的方式明確政府和市場許可權，為創業創新創造法制環境、改善監管環境、掃除體制機制障礙。同時在創客空間、創新工廠等孵化模式基礎上，大力發展市場化、專業化、整合化、網路化的“眾創空間”，實現創新與創業、線上與線下、孵化與投資相結合，為小微創新企業成長和個人創業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的開放公共服務平臺，大力釋放經濟增長活力。

　　第四，建設支援創新創業的投融資體系。發揮政府創投引導基金和財稅政策作用，推進風險資本基金、成長貸款基金、創新基金，實施研發種子資本計劃，建立科技創新銀行，發行科技債券，加快新三板等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可設立國家創新保險基金，不僅可以解除融資抵押的約束，避免借貸抵押對中小創新者産生的擠出效應，有利於大型研發投入，也有利於中小創新項目對資金的需求，全社會的創新效率將因此得到提高。

　　第五，加快融入全球創新網路。創新資源全球化配置趨勢日益明顯，技術在全球流動轉移日益活躍。在創新全球化的大趨勢下，中國必須積極構建跨國技術轉移平臺，幫助企業連結全球資源和市場，加快融入全球創新網路，構築從國家創新系統到全球創新系統的政策支援體系。

　　培育數字經濟及其政策主要著力點

　　從全球範圍來看，數字經濟、網際網路經濟、共用經濟、長尾經濟等新的經濟增長點不斷涌現，大數據、雲計算、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慧等新一代資訊技術，與經濟、産業、科技和國家治理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斷催生新産品、新組織、新業態和新模式，資訊經濟成為全球復蘇的引擎，新一輪重大資訊基礎設施建設正在全球蔚然成風。當前，我國已經具備了發展數字經濟深厚的經濟社會基礎，儘管我國仍處於數字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要逾越各類挑戰和難題，但許多應用領域已與主要發達國家處於同一起跑線上，在新一輪國際競爭和大國博弈中具有超越的潛在優勢。

　　第一，資訊和數據存量和增量巨大。中國是全球網際網路用戶、移動網際網路用戶最多的國家，擁有龐大的數據生産和數據消費的主體。全國4G用戶數超過了2.5億戶，移動網際網路的用戶數達9.37億戶。根據IDC發佈報告，中國2013年的ICT開支為1790億美元，超過了日本的1730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二大ICT市場。美國仍然是全球最大的ICT市場，其規模是中國市場的三倍。

　　第二，數字經濟增長速度和體量規模可觀。工信部電信研究院近日發佈的《2015中國資訊經濟研究報告》顯示，2014年，我國資訊經濟規模同比名義增長21.1%。資訊經濟對GDP增長的貢獻達到58.4%，接近甚至超越了某些發達國家的水準。根據工信部電信研究院的測算，同期美國、日本、英國資訊經濟對GDP的貢獻率分別為69.4%、42.2%、44.2%。2014年我國資訊消費的規模是2.2萬億，同比增長28%，帶動GDP增長0.64個百分點。按照發展趨勢看，2015年資訊消費的增長速度都超過GDP增速的三倍以上，資訊消費已經成為了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和新亮點。

　　第三，數字經濟與産業融合發展將釋放出巨大能量。數字經濟與産業融合將形成下一代製造業形態、下一代貿易形態、下一代物流形態，對傳統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進行全面系統重構。埃森哲報告顯示，産業物聯網將尤其推動成熟市場的經濟增長。到2030年，産業物聯網的資本投資及其帶來的生産率提升將為美國累積貢獻GDP為6.1萬億美元。中國將有望從産業物聯網中實現更顯著的經濟效益。如能落實支援産業物聯網發展的各項措施，到2030年，中國累積GDP將增加1.8萬億美元，相應GDP較常規預測水準提高1.3%。

　　培育服務經濟及其政策主要著力點

　　我國正處於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發展方式的關鍵時期，服務業是關聯度極廣、滲透性極強、社會效應極大的綜合性産業門類。當前，中國已進入服務業高速發展的軌道。近些年來，傳統製造業産業鏈不斷擴展和延長，其覆蓋範圍逐漸從加工製造領域延伸到了服務領域，製造和服務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製造和服務逐漸相互融合，全球生産經營活動日益被納入到全球生産服務體系。服務在企業産值和利潤中的比重越來越高，全球産業結構呈現出“工業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轉型的新趨勢。

　　從未來的政策著力點看：一是大幅提升生産服務性要素的供給能力。由於我國生産性服務産業發展相對滯後，必須通過外部進口先進的生産者服務來滿足國內不斷上升的高端生産性服務要素需求，增強資訊、研發、設計、物流等生産性服務産業國際競爭力。二是大幅提升服務消費的比重，促進消費升級。從物質消費向服務消費升級。例如：城鎮居民每人平均醫療保健、交通通信、文教娛樂三大消費支出佔每人平均消費比重從1985年的12.8%上升到2013年的34.1%。估計到2020年這個支出佔比有可能提高到40%-45%，成為城鎮居民的消費大頭。三是大幅增加對服務類公共産品投資。建立服務業投資主體多元化機制。通過PPP等形式，鼓勵支援社會資本進入教育、醫療、健康、文化、資訊等領域的社會投資。四是加大對內對外開放力度，著力打破服務業領域壟斷。破除推動服務業的行政壟斷，推動監管制度創新，加快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改革。

　　培育通道經濟及其政策主要著力點

　　以促進世界經貿大融合為重點的跨區域互聯互通，大力發展通道經濟：一方面，基礎設施“通道經濟”。根據《國際商業監測》（BMI）發報告預測，隨著各國政府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到2030年，全球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將達57萬億美元，其中在57萬億美元投資需求中，水和水處理、能源及交通建設約佔80%，成為國際基礎設施投資建設最主要領域。當前，中國憑藉在公路、高鐵、橋梁、電力、能源等領域較強的基礎設施能力已超過美國和歐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基礎設施投資國。數據顯示，自1992年到2012年，中國將大約8.5%的GDP用於基礎設施建設，遠遠超過美國和歐盟的2.6%的平均水準。

　　因此，應該加快“一帶一路”區域內海運水運網、高速公路網、高速鐵路網、航空網、通信光纜網、能源網際網路建設，構築完全、高效、便捷、可持續的亞歐一體化交通運輸體系。積極促進港口、電力、通信、能源管道、物流園區、臨港産業等領域的務實合作。通過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的資訊技術，連結區域增長極，使亞歐基礎設施朝著更加聯通、更加相容、更加智慧、更加高端、更加便利的方向發展，打造綜合樞紐，促進“一帶一路”乃至全球“大聯通”。

　　另一方面，促進體制機制“互聯互通”。重點推進“一帶一路”簡化通關、檢驗檢疫等方面手續，降低關稅，消除貿易壁壘，推進資金流、物流、人員流動的便利化，逐步消除生産要素跨境流動的障礙。與沿線國家共同推進雙邊或多邊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推進建立統一的全程運輸協調機制，推動口岸操作、國際通關、換裝、多式聯運的有機銜接，建立沿線大通關機制。

　　培育價值鏈經濟及其政策主要著力點

　　近十多年來，國際分工越來越表現為相同産業不同産品之間和相同産品內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環節之間的多層次分工。國際分工的範圍和領域不斷擴大，逐漸由産業間分工發展為産業內分工，進而演進為産品內分工為主的國際分工體系。以産品內部分工為基礎的中間投入品貿易稱為産品內貿易，從而形成了“全球價值鏈分工” 體系。

　　未來全球産業競爭將是價值鏈上的競爭，面對美國等發達國家“再工業化”、“工業4.0”浪潮，以及國內傳統比較優勢流失等多種挑戰，中國必須建立起新的競爭優勢，向全球價值鏈上游攀升，推動産業結構和價值鏈全面升級。

　　第一，應加大向戰略新興産業和先進製造業投資，促進價值鏈全面升級。我國製造業的過剩産能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環節，而高端製造業産品則是突出的供應不足，裝備製造、船舶、汽車、鋼鐵、建材、石化等九大主體製造業均是如此，這就構成未來的巨大投資空間和增長空間。所以，要把製造業發展重點逐步轉向高端製造業和戰略新興産業。推動我國製造業開展廣泛的、持續的技術升級改造投資。大幅提升我國製造業創新研發投資強度。

　　第二，重視培育本土跨國公司，增強對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和控制力。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跨國公司的全球化， 要提升對全球資源和經濟的控制力，獲取更大的貿易利益，就必須培育一批在全球範圍內有一定競爭力的本土跨國公司。支援企業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級生産要素，發展和延長國內價值鏈。政府除了財稅、金融、貿易便利化政策支援之外，應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場設立相應的貿易促進機構，為企業搭建國際貿易網路提供綜合性服務平臺和境外貿易合作區建設。

　　第三，著力增強零部件以及裝備製造業，增強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中國是全球最大的中間品進口大國之一。在最大限度促進零部件進口技術溢出的基礎上，政府應該制定政策引導國內企業加強零部件産品的自主創新能力，一方面提升我國本土企業的零部件生産品質和工藝，走出我國核心零部件過分依賴國外的困境，突破“為出口而進口”的被動貿易模式；另一方面，促進産業內分工發展，通過“強基工程”，以“製造業2025戰略”為核心和重點，全面提升中國全球價值鏈水準。

　　培育綠色經濟及其政策主要著力點

　　2015年5月，我國首次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印發了《關於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這是就生態文明建設做出全面專題部署的第一個文件，是對中共十八大及中央頂層設計和總體部署的時間表和路線圖的落實，也意味著大力發展生態經濟發展作為一項重大國策被上升為國家戰略層面。

　　中國發展生態經濟既面臨諸多挑戰，也面臨難得的機遇。2014年，中美作為全球兩個最大碳排放國就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達成重要共識。根據協議規定，中國將力爭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量從2030年左右開始減少，將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例從2015年的15%提升到2030年20%左右，意味著中國必須重新謀劃能源結構和佈局，必須下大力氣發展清潔能源、綠色能源和新興替代能源。按照迴圈經濟中有關“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徵，積極推動能源迴圈高效使用，這勢必對中國能源結構、發展格局乃至全球能源格局都産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也對清潔能源、新興能源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加大農業、漁業、林業、製造業、交通、水和廢物管理的綠色投資；依託碳減排和CDM市場潛力，重點發展以水能、太陽能、風能等清潔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大力發展能源網際網路，積極推進分佈式能源建設；推進低碳城市資源綜合利用、綠色工程與設計、綠色建築和建築能效、建築垃圾回收，再製造産業化、産業園區迴圈化改造等迴圈經濟工程，加快實現經濟增長動力機制的轉換升級，徹底改變過去“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經濟發展模式。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 張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