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舉行記者會，就G20和中國經濟金融有關問題回答了記者提問。會前，央行就媒體共同關注的熱點問題進行了書面回應。以下為全文：

　　一、二十國集團（G20）將如何應對關於全球經濟和潛在風險的擔憂？

　　近期，全球經濟復蘇依然乏力，金融市場出現波動，下行風險有所上升。在這一背景下，G20迫切需要共同冷靜分析、對症下藥，在此基礎上展現凝聚力，改善和加強政策協調，包括共同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和穩步復蘇，在必要時就相關經濟金融事務進行協商，並運用各自政策工具共同維護金融市場穩定。G20還將探討可用於應對短期風險的政策空間。同時，強化結構改革議程，保持改革動力，為全球經濟的中長期增長奠定堅實基礎。

　　二、G20重啟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後，計劃在這一領域討論哪些議題？

　　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對於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及金融穩定不可或缺。在全球市場動蕩、跨境資本流動波動加劇之際，中國作為G20主席推動重啟了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以加強討論，共同塑造更加平穩有序的國際貨幣金融環境。G20將重點討論繼續推動基金組織治理改革，改善國際主權債務重組體系和維護債務可持續性，監督和管理跨境資本流動，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網，以及提高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的作用。

　　三、G20準備如何推進金融監管改革工作？

　　G20將重點討論如何全面、一致和及時地落實危機以來的改革措施，包括金融穩定理事會（FSB）歷次向G20報告並經批准的各項改革，並按計劃推進新監管框架的其餘標準制定工作。G20還將探討宏觀審慎框架和工具在執行中的經驗教訓，關注市場化融資領域的潛在風險和脆弱性，以及防控這些風險的政策工具。

　　四、G20將如何加強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監管？

　　保障金融市場基礎設施（FMI）的安全穩定運作對金融穩定與經濟發展至關重要。G20將推動加強對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監管，特別重視提高中央交易對手（CCP）抗風險能力、恢復計劃與可處置性，包括開展關於全球CCP強有力的跨境監管合作與協調安排。此外，G20成員將確保及時、全面、一致地實施《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原則》，以加強對全球FMI的有效監管。

　　五、G20計劃如何推動關於普惠金融的討論？

　　中方作為主席國，將推動G20加強財金渠道下關於普惠金融的討論，使金融發展惠及所有人群。普惠金融議題將重點關注數字普惠金融、指標與數據兩個問題。

　　六、今年G20增加了綠色金融議題，在這方面有何計劃？

　　為促進更加可持續和環境友好型的增長，中方任主席國後推動建立了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以鼓勵各方根據各國國情特點，深入研究如何通過綠色金融調動更多資源用於綠色投資。重點領域將包括綠色銀行體系、綠色債券市場、綠色機構投資者、相關風險分析和對進展的評估。

　　七、G20在促進基礎設施投資方面的議程是什麼？

　　基礎設施投資對提高生産率和挖掘、釋放增長潛力至關重要。G20將通過多種渠道推動更高水準的基礎設施投資，重點討論強化多邊開發銀行在推動基礎設施投資方面的作用；加強基礎設施倡議間的合作，提升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以及探索多元化融資渠道，促進私人和股權融資。G20還將繼續討論中小企業融資和公司治理等原有議題，包括探索如何落實G20/OECD公司治理原則和繼續就縮小中小企業融資缺口、支援中小企業融資進行探討。

　　八、G20將如何加強反恐融資？

　　G20將繼續採取堅定措施，進一步加強反恐融資。G20將討論以下內容：通過加強動員和合作，提高對於恐怖主義的認識，並加強資訊分享；堅決地處理恐怖主義融資的各種來源、技術和渠道，從各個渠道切斷恐怖主義資金；保證所有國家有最新的和及時的工具來識別和打擊恐怖主義融資，關閉所有可能的規避天堂。

　　九、中國經濟當前的形勢和前景如何？

　　中國經濟已經步入新常態。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6.9%，在世界範圍內仍屬較高水準。經濟增長的結構和品質不斷改善，消費對GDP的貢獻率達到66.4%，單位GDP能耗同比下降5.6%。最新數據顯示，1月信貸需求強勁，春節黃金週全國銷售同比增長11.2%，表明中國經濟出現積極跡象。當前中國的經濟基本面依然較好，仍具備較強的增長動力。一方面，中國的高儲蓄率轉化為投資需求的能力依然強勁，城鎮化的推進也會創造更多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另一方面，中國政府積極放開市場準入、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高新産業發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資本市場和銀行體系的改革和發展都將為經濟增長提供新的動力。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對全球經濟增長作出與其體量相匹配的貢獻。

　　十、1月份貨幣信貸數據公佈後，國內外出現了貨幣信貸增長過快、貨幣政策“放水”、中國在進一步“加杠桿”等看法，對此如何看待？

　　一月份的部分數據確實比較高，但人民銀行一般不對一月份的數字作過分的反應，主要是傳統中國新年因素。許多公司、機構集中發獎金，補發所欠工資；居民大量旅行、購物和家庭團聚，現金的需求量會多出2萬億元；商業銀行也往往傾向於年初多放貸款。人民銀行傾向於節後穩定一段後再適度引導。我們會高度重視總需求的調控和杠桿率的變化。

　　十一、有傳聞説人民銀行近期對部分銀行提高了存款準備金率，請問是否有此情況？

　　2014年以來，人民銀行按國務院的指示精神作了數次定向降準以支援“三農”、小微企業等特定領域的融資，條件是金融機構在這些方向上有特定優勢、在業務量上達到特定比例以上。為此，定向降準是建立在具體考核達標之上的，而達標狀況也是動態考核的，以防政策套利。

　　按照制度要求，人民銀行近期對金融機構是否達到定向降準標準進行了常規性的年度考核，並相應調整其準備金率。考核結果分三種情況：絕大多數銀行信貸支農支小情況良好，滿足定向降準標準，可以繼續享受優惠準備金率；一些此前未享受定向降準的銀行通過主動調整優化信貸結構，達到了定向降準標準，可以在新年度享受優惠準備金率；少數銀行不再滿足定向降準標準，因而不能繼續享受優惠準備金率。上述調整總體上對流動性影響不大，定向降準的整體優惠度保持基本穩定。考核結果有上有下，有利於建立正向激勵機制，屬於考核制度題中應有之義，與新增貸款增速或宏觀審慎評估無關。

　　十二、中國將如何運用宏觀經濟政策穩增長和應對下行風險？

　　在宏觀政策方面，中國將繼續實施靈活適度的穩健貨幣政策，確保信貸合理增長，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和社會融資總量適度增長。鋻於對中國和全球經濟當前形勢的看法，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是處於穩健略偏寬鬆的狀態，還要不斷觀察、適時動態調整。對於可能的經濟下行風險，目前中國仍有一定的貨幣政策空間和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中國正在完善貨幣政策框架，逐步從數量型調控為主轉向價格型調控為主。同時，積極的財政政策會加大力度，實行減稅政策，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中國政府還將著力加強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好地平衡經濟增長、結構調整和風險防範三者間的關係，實現經濟持續平穩發展。

　　十三、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方向和內容是什麼？

　　中國2005年匯改時明確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因此，它不是一個新提法。但受各種因素影響，參照一籃子這一特徵顯得並不清晰，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過於穩定，彈性明顯不足。

　　隨著外匯市場發展以及對外開放水準提高，投資者對有效匯率的理解和認知進一步深入，強化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改革時機逐漸成熟。2015年8月，我們完善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強調中間價報價要參考上日銀行間市場收盤匯率，以反映市場供求力量的變化。2015年12月通過發佈人民幣匯率指數，我們進一步強調要加大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力度，以更好地保持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基本穩定。經過市場參與者一定時間的適應和磨合，現在初步形成了一種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機制，比較好地兼顧了市場供求指向、保持對一籃子貨幣基本穩定和穩定市場預期三者之間的關係。在改革方向明確的前提下，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還要講究時機和條件，把握合適的時間窗口。由於合適的時間窗口並不總是存在，改革不可避免會呈現出一種有快有慢的局面，但這不代表我們不改革或者改變了改革的方向。

　　十四、央行對未來人民幣匯率走勢如何判斷？

　　從近期市場情況看，人民幣匯率走勢還是比較好地反映了上述機制。總體上人民幣匯率大的走勢反應了市場供求的變化，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保持了基本穩定。以春節後這兩周為例，？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較春節假期前上漲了0.15%，人民幣對美元市場匯率則升值了0.54%，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月份600多億美元的貿易順差規模。從每日情況看，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市場匯率的平均波幅為0.23%，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的平均波幅為0.12%，BIS和SDR貨幣籃子的人民幣匯率指數平均波幅分別為0.13%和0.14%，人民幣匯率中間價較多地表現為跟隨一籃子貨幣而變動。

　　人民幣匯率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市場短期波動將向經濟基本面回歸。市場往往對短期因素反應比較充分，而央行作為宏觀部門，主要從長期視角觀察人民幣匯率走勢，強調經濟基本面因素。目前看，中國經常項目順差仍較高，通脹處於較低水準，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國際競爭力仍很強，從基本面因素看人民幣匯率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中長期來看供求關係等規律性因素還是會發揮主導作用，人民幣匯率的走向將反映經濟基本面。

　　十五、近期外匯儲備下降較快，出現一定規模的資本外流，央行對此有何評論？

　　從2002年到2014年，強勁的資本流入和外匯儲備的大量積累一直是中國經濟運作中的顯著特徵。2002年末中國外匯儲備餘額不足3000億美元，到2014年中則接近4萬億美元，儲備規模已顯偏多。除了經常項目順差與外商直接投資以外，也有1/3左右是額外資本流入，應當説，這部分資金會擇機掉頭，並不奇怪。在此過程中儲備規模有所下降是正常的，也是與經濟調整和經濟趨向更加平衡的增長相匹配的。

　　2015年12月末，我國外匯儲備餘額為3.33萬億美元，當年有明顯的資本流出。外匯儲備規模變動受多種因素影響，其中包括外匯儲備投資資産的價格波動、交叉匯率變化以及支援“走出去”的資金運用等。比如，匯率、價格等變動會減少外匯儲備賬面價值千余億美元，這不同於實際的外匯流出。企業等主體增持外匯存款、提前償還外匯貸款，也都會減少外匯儲備。外匯儲備支援“走出去”等方面的資金也會從外匯儲備規模中調出。外匯儲備這些變動屬於正常現象。

　　當然，也有一部分外匯儲備的變動是由於市場參與者近期的預期基礎上的行為所導致的，如出口商延遲結匯，進口商提前購匯，投資者提前離場，消費者提前消費，民營企業加快海外投資等等。為此，穩定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更顯得特別重要。同時我們相信只要經濟基本面健康且匯率接近均衡，預期會回歸理性。

　　總的來看，外匯儲備的變化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某些時候甚至可能會産生一些“過衝”，但也不應把這種“過衝”當成趨勢。外匯儲備的波動終將回歸理性，中國的外匯儲備會保持在合理、適度的水準。

　　十六、我們注意到人民銀行調整了金融機構信貸收支表中的外匯買賣科目，這是出於什麼考慮？

　　2016年初，人民銀行將“外匯買賣”調整為“中央銀行外匯佔款”，口徑為人民銀行外匯佔款，不再包含金融機構從事外匯買賣而佔用的人民幣資金。此舉是對信貸收支報表科目的優化，目的是保證統計報表體系的科學、清晰和簡潔，使指標反映的資訊純凈，指向明確，避免市場誤讀。

　　中國改革開放早期，商業銀行的外匯資金主要是用人民幣買來的，佔用了人民幣資金，因此産生了“外匯佔款”的概念，從外匯佔款數量也可估出商業銀行手中的外匯數量。後來隨著對外開放的發展，特別是加入WTO後，商業銀行的外匯資金來源越來越豐富，不再局限于購匯渠道，“外匯佔款”概念則易出現誤導。

　　發展到今天，外匯佔款已經遠離了原始涵義，更不是對資本流動的真實反映。事實上，商業銀行自營的外匯市場交易不必然影響央行外匯佔款，也不必然反映資本流動。

　　考慮到商業銀行外匯佔款的原始涵義已經消退，為避免市場誤讀，從2016年1月起，金融機構信貸收支表不再保留“金融機構外匯買賣”科目，分析人士仍可從跨境資金流動的其他指標來對我國資本流動進行判斷和解讀。人民銀行統計部門還會對此做出詳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