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宏觀經濟自2012年以來的下行趨勢，進入2016年似乎還沒能看到底部，看來還將長期呈現L形的走勢。在中國的國民收入進入中等水準階段時，“陷阱”似乎正在向我們走來：包括GDP進入6%的區間、新增勞動力負增長，這就意味著潛在增長率正在滑向6%的下方；勞動力以工資增速高於勞動生産率增速近五成的幅度，宣告低勞動力成本的傳統經濟增長動能完全結束；進出口的負增長、30%的過剩産能和居高不下的房地産庫存，都意味著投資、進出口和消費這“三駕馬車”正在失去前行的動力。

　　更讓人不安的是，傳統動能消失的同時，新動能的培育還在探索之中。

　　好在宏觀政策找對了病症，那就是供給側有問題，説得再直白一點兒，也就是微觀的企業有問題。

　　改革開放初期，一群社會的草根人開始了中國市場經濟的進程，這群人大多都看到了當時計劃經濟制度的不合理，於是在傳統制度之外進行市場制度的創新，從而獲得了制度的紅利。經濟學家將這些企業家稱之為“制度企業家”，也就是主要通過制度的創新來獲得發展。應該説，這個解釋是非常有説服力的。但正如剛剛逝去的諾貝爾獎獲得者諾斯所言，制度具有“路徑依賴”效應，也就是説，初始的選擇會對未來的發展形成鎖定。這群企業家初始的選擇是制度創新，那麼其隨後的企業行為當然也就會繼續依循這條路徑。

　　的確，在改革開放初期，由於計劃經濟制度太不合理，只要稍微做一些邊際上的改進，就能實現企業利潤的增長。在那個時代，企業家們只要不斷地去推動政府進行制度的放鬆，就可以獲得新的利潤空間，這個時候的政企合作，應該説總體上是進步的，企業家和政府官員共同合作不斷拋棄原有的制度，使得中國經濟越來越走向市場化。

　　然而，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市場經濟制度已從總體上替代了計劃經濟制度，也就是説，制度改革在邊際上的紅利是下降的（這裡説的不是那些大的制度改革，如要素市場等）。在這樣的背景下，企業家如果還是希望僅通過與政府官員的合作來取得企業利潤的增長，實在是非常困難。

　　但是，相當一部分企業家，尤其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企業家，還依然把解決目前企業自身的經濟困難寄望在政府身上，要麼是希望政府進一步搞刺激，要麼是希望政府多搞一些政策協調或補貼。

　　調查得越多，數據分析得越深入，越讓人感到不寒而慄。這種恐懼來自於一個簡單的問題，企業的經營好壞到底是由誰決定的？其實，經濟學的研究已經充分證明，企業家精神作為一種“創造性破壞”力量，是長期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無論是創業也好，還是創新也好以及資源配置也好，都取決於企業家這種最特殊的也是最高級的人力資本。

　　具體而言，企業家精神對長期經濟增長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企業家通過包括技術在內的全面創新，尋找新的商業機會；第二，企業家通過資源配置，提高投入産出的效率；第三，企業家通過治理的改革，降低商業的不確定性；第四，企業家通過對員工的福利激勵，提高全要素生産率。企業家就是以這種獨特的企業家精神，成為經濟發展持續不斷的根本動力。

　　目前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家都缺乏這樣的企業家精神，有的長期靠模倣過日子，生産的産品更新週期漫長無比；有的只會依靠低價格的勞動力生存，對企業要素資源的配置就是簡單的作坊式；有的只是一味地埋怨政府不給力，卻不去發現和開拓新的市場空間；有的不知道實現勞動力向人力資本的轉型，根本搞不清楚高成本的人力資本實際上對企業的效益具有更大貢獻。

　　企業家精神的下滑，尤其是企業家精神不適應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才是中國經濟最大的隱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