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4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12個成員國在紐西蘭奧克蘭市正式簽署協定。美國總統奧巴馬對此聲稱“TPP協議將讓美國而不是中國主導制定21世紀亞太地區的路線和規則”。開放是我國基本國策，TPP的簽署讓我國的開放處於多邊化來襲的風口浪尖，開放戰略走到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作為一個有能力、負責任的大國，我國在新時期有必要與時俱進，對開放戰略進行升級，以“一帶一路”為引領，在更大的格局上推動更深、更廣的開放。

　　陸海並重，九州同進。歷史上，我國長期秉持大陸國家發展理念，重陸輕海，嚴重時甚至完全禁海，“片板不許下海”（明朝），閉關必將鎖國，在大航海時代之後長期沉睡，至今仍在追趕。改革開放以來又重海輕陸，五大特區全部位於東南沿海，對外貿易運輸量的90%通過海上運輸完成，孔雀東南飛，廣大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嚴重滯後，區域差距拉大。然而，我國既是一個海洋大國，更是一個陸地大國，國土縱深廣，橫跨5個時區，西連全球最大的陸地：歐亞大陸；東臨全球最大的海洋：太平洋。這決定了我國的開放必須陸權和海權俱重，重陸輕海，落後於時代；重海輕陸，偏離了國情。“一帶一路”開放新戰略即是在東南沿海開放的基礎上繼續往前走，絲綢之路經濟帶重新強調陸地開放，強化與歐亞大陸的聯繫，打通與西歐的陸地連接，共建“世界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則繼續強調海洋開放，且由太平洋向印度洋延伸，強化南南合作，共營“黃金航道”。與東南沿海開放的單線不同，“一帶一路”通過中蒙俄、新亞歐大陸橋、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中巴、孟中印緬六條經濟走廊建設實現了多線開放，內地從開放末梢轉變為開放前沿，孔雀可四方飛，從而形成沿海、沿江、沿邊全方位對外開放大格局。

　　內外聯動，雙向開放。改革開放之初，我國以對外貿易和外商投資撬開開放大門，成效顯著。經過37年的發展，東南沿海地區已經建設成為世界工廠，我國在2013年成為全球第一貿易大國，2014年成為全球第一吸引外資大國。但是，貿易以“兩頭在外”的傳統産業加工貿易為主，服務貿易和技術貿易欠缺；投資以外資“引進來”為主，內資“走出去”欠缺。雖然對外聯繫緊密，但開放更多的是飛地性、單向的，是對外依存度較高的外向型經濟，而不是國際競爭力較強的開放型經濟。開放型經濟要求不僅要繼續做好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還要發展內外分工的一般貿易，更要提升貿易軟化率（即生産中知識和腦力勞動的消耗增長）和産品的技術水準；不僅要繼續優化營商環境吸引外商來國內投資，還要拓展通道便利國內資本“走出去”投資，更要提升對國際資本市場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新時期的開放戰略必須內外相互促進，雙向流動，與我國當前正在進行的“三去一降一補”産業深度調整相結合，與供給側改革政策相銜接。通過“一帶一路”推動國內過剩産能的消化，適度延長過剩産品的生命週期；通過服務貿易和資本市場的開放，促進産業轉型和創新驅動力的形成；通過更廣範圍的“走出去”，促進我國生産力主動向全球佈局，擴大我國産業力量的全球影響力。

　　權責並舉，勇於擔當。大國在國際關係中起到主導作用，是國際秩序中的骨架，這決定了大國在國際事務中擁有更多的話語權，但同時也必須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無可否認，無論是18、19世紀的歐洲還是20世紀的美國，既在主導當時全球格局構建中謀取了巨大利益，也在推動人類文明進步中做出了積極貢獻。近代以來，我國一直是工業經濟的追趕者和國際規則的被動接受者，雖國大，非大國，在夾縫中汲取利益，對權責是如履薄冰。經過37年的改革開放，目前我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貿易大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0%，是名副其實的大國。大國當大度，有擔當，有參與全球治理的勇氣和信心。當今世界正處於新秩序重建中，國際公共産品緊缺，尤其是在新的産業分工體系中，經濟外部效應的國際化趨勢明顯。一國工業發展中伴生的負面影響會迅速波及他國；全球面臨的氣候、能源甚至貧困等共同挑戰，一國也難以獨立應對。這要求我國在新時期的開放中必須坦誠地承認自身的大國地位，並承擔相應的大國責任，既在國際格局構建中增進自身利益與話語權，也在全球治理中承擔應有的大國責任，共商共建共用“地球村”。作者鄧江年，係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