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信貸員幹起，先後擔任過國有大行的戰略規劃主管和宏觀經濟研究主管，期間還做過國內知名核心期刊《國際金融研究》和《國際金融》的副主編，從事銀行業工作近二十年，無時無刻不在關注中國宏觀經濟的走向和金融業的改革發展……

　　他就是溫彬，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

　　宏觀經濟和金融，這個在普通人看來有些枯燥乏味的話題，在他眼裏卻是充滿探索和求知的樂趣。無論工作崗位和工作性質如何變化，他始終沒有放棄對宏觀經濟和金融的觀察和思考，多個崗位上的歷練，更使他對實體經濟運作和銀行業務經營管理有著尤為深刻的理解。

　　執著源於熱愛

　　1998年從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博士畢業後，溫彬被分配到中國銀行總行信貸業務部，第一份工作是信貸員。

　　他職業生涯的開頭並沒趕上好時候。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風暴橫掃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和南韓等，中國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溫彬對於金融危機的了解和認識，以前更多的是來自案頭和文獻，但在實際工作中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亞洲金融市場的動蕩還是頭一次。

　　當時，中國金融市場開放的程度較低，且中國實行比較謹慎的金融政策並提前採取了一系列防範金融風險的措施，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未受到直接衝擊，金融和經濟繼續保持穩定。在承受巨大壓力的情況下，中國從維護本地區穩定和發展的大局出發，作出人民幣不貶值的決定。

　　這一系列外部經濟和環境的變化，溫彬都一一看在眼裏。工作沒多久，他已感受到通貨緊縮帶來的影響，行業不景氣，企業破産、職工下崗開始出現。

　　中國的銀行體系也隨之出現了問題。1999年末，工行、農行、中行、建行四大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總額約3.2萬億元，僅次於經濟停滯不前的日本，居亞洲第二位，銀行體系面臨“技術性”破産。為了化解銀行體系風險，政府決定成立華融、長城等四家資産管理公司分別對口四大行購買不良資産。2000年7月，承接工作基本完成，共計剝離約1.4萬億元不良資産，解除了鉅額不良貸款對中國的銀行業、金融業運作的嚴重威脅。

　　眼前的危機解除了，但並沒有觸及銀行經營管理體制的深層次矛盾。僅依賴於此，無法根本扭轉國有銀行的經營困境，更無益於中國銀行業的持續健康發展。中國銀行業需要一場徹底的變革。

　　雖然從事銀行實務工作，但溫彬一直沒有放棄對研究工作的熱愛，利用業餘時間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完成了《國有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研究》的博士後項目。之後，他申請調到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筆耕不輟，完成了不少有價值的論文和研究報告。

　　親歷銀行業“黃金10年”

　　十六屆三中全會開啟了十年的金融業改革。國有銀行紛紛股改上市，建行率先於2005年在香港成功上市，中行和工行緊隨其後，于2006年先後分別在香港和內地市場成功上市。從明確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是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到2010年農行成功上市，標誌著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成功收官。

　　溫彬親歷了國有銀行股改的進程，也感受到了股改給國有銀行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截至2013年末，中國銀行業總資産規模達到151萬億元，較2003年末增長了超過4倍。

　　溫彬認為，銀行業10年間的快速發展首先得益於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改革對商業銀行發展的推動作用也顯而易見。股份制改革使商業銀行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理機制，風險管理水準顯著提高。“與此同時，也應當看到，我國銀行業高速增長與規模擴張和利率管制是分不開的。隨著金融改革的不斷深化和利率市場化的加快推進，銀行業粗放的增長模式難以持續。”溫彬説。

　　當前，中國經濟已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監管要求的變化、多層次資本市場的發展、網際網路金融的興起對商業銀行的傳統盈利模式産生了巨大衝擊，民間資本逐步進入，國有銀行與民營銀行、傳統金融與新金融之間的競爭會更加激烈，中國銀行業亟需進行“二次轉型”。

　　“中國需要多層次、差異化、錯位競爭的銀行體系，以滿足不同類別客戶發展的需要，這是銀行業‘二次轉型’的方向。”溫彬看到了銀行同質化經營的弊端，“比如現在不少銀行都提出要發展中小企業業務，認為可以通過提高中小企業貸款定價來應對資金成本上升造成的凈息差減少的壓力。這種客戶結構調整一邊倒的轉型思路與利率市場化的要求並不吻合。”

　　差異化和特色化應是中國銀行業轉型變革的方向。溫彬建議，大型銀行應向綜合金融集團邁進，走“綜合化、多元化和國際化”發展道路，更好地服務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和中國企業走出去；中型銀行應定位和打造特色業務，比如私人銀行、小微信貸、資金交易等業務，提升比較優勢；小型銀行可憑藉靈活機動和社區資訊優勢，做精做細社區銀行業務。

　　警惕系統性金融風險

　　宏觀經濟研究離不開對經濟形勢的預判，這要求研究者保持敏銳的觀察力和犀利的感知能力。

　　溫彬認為，宏觀研究也容易形成“思維定式”，只有不斷打破這一邊界，才能使得視野延展得更廣。

　　他習慣的“打破方式”之一是與業內資深的經濟學家“聊天”。在中國銀行工作時，他一有機會就向中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請教經濟金融問題。“曹老師參與了我國很多重大政策和改革方案的制定，熟悉很多政策出臺的背景，對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實務也非常了解，每次交流都獲益匪淺”。溫彬説。

　　另一種方式是與學生們交流。目前，溫彬還是中央財經大學和對外經貿大學的兼職教授，每年要指導幾名研究生的論文，繁忙工作之餘定期和學生們就選題、觀點、數據分析進行交流。

　　溫彬認為，雖然理論源於實踐，但一味關注市場的潮汐變換，時間久了，思維也會枯竭，和學生們一起學習理論、做學術研究，有助於理論和實際很好地結合，從市場分析中發現問題，在理論學習中思考昇華，不斷豐富和完善自己的研究邏輯和框架，提高市場分析的科學性和前瞻性。

　　在金融改革方面，溫彬關注的重點之一就是在利率管制放開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走向。“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容易，但要真正建立一套適應利率市場化的宏觀調控機制、商業銀行定價機制、利率風險管理機制，還需要過‘三道關’。”溫彬説，第一道關是要建立以央行調控基準利率為基礎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第二道關是要提高銀行定價能力。利率市場化對商業銀行最直接的挑戰是對貸款定價的能力和風險管理能力的考驗。目前，大多數銀行還做不到分客戶、分産品的定價，還未達到精細化管理的程度。第三道關則是要發展規避利率風險的衍生品市場。與利率市場化相伴，銀行的利率風險凸顯，必須加快建立和完善規避利率風險的人民幣衍生品市場，為金融機構和企業提供利率掉期、遠期利率協議、利率期權、利率期貨等利率風險管理工具。

　　眼下，他最關注的還是2016年中國的經濟形勢和金融體系狀況。溫彬認為，目前銀行業不良貸款持續雙升，各種金融風險事件逐步暴露，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水準提高和國際金融市場波動性加劇，今年金融業最重頭的應是防範系統性風險，防止各種風險事件疊加共振。

　　他認為，應該通過完善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提高金融機構抗風險能力；同時建立相應的機制和工具，加強對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外匯市場監管，防範市場風險交叉傳染。

　　即使現在任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他常挂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我只是個分析師，資歷還比較淺。”溫彬認為，對宏觀經濟和金融的預測並沒有“常勝將軍”，對經濟金融的研究分析，即使有好的研究邏輯和框架，也要敬畏市場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