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學者，我們也想安靜地做些理論研究。但現在我們也必鬚髮聲了。”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郭鵬顯得有些憔悴。這兩天，她一直忙於組織《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草案）（以下簡稱《修訂草案》）研討會，呼籲任何認為可以利用野生動物的提議，必須經過嚴肅調查和嚴格科學論證。

　　26年後，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終於迎來大修。這份明確提出“保護優先”原則的草案，因依然將野生動物視為“資源”，並在具體條文中多次提及“利用”，被部分動物保護人士稱作“野生動物利用法”。

　　為何在時代背景已與80年代大不相同的今天，立法依然沿用“野生動物是一種資源”“保護是為了利用”這一理念？在27日“自然之友”和“首都愛護動物協會”主辦的“修訂草案專家研討”會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周珂指出，這是因為我國的野生動物保護，“問題很嚴重，包袱很沉重”。

　　法律的根本功能是調整利益關係，然而在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所涉及的利益關係比較複雜。長期以來，我國形成了野生動物需求市場的利益結構，並延伸到了立法訴求上。“要正視這種利益結構在我國長期存在的事實，但也必須要對這種利益給予必要的限制，並引導其向逐步取消開發利用的方向發展。”周珂説。

　　在對草案進行分組審議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竇樹華曾表示，從調研情況看，科學合理的人工繁育和利用可以促進野生動物保護，減少市場對野外種群的破壞。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史蓮喜指出，保護野生動物也要實事求是，不能走極端，立法始終應貫穿實事求是的原則。

　　研究動物倫理的郭鵬則指出，上世紀80年代初期，政府沒有能力建設自然保護區，舊版保護法貫穿了“馴養繁殖以利保護”的思想。然而，她查閱相關資料發現，商業性的人工馴養繁殖並沒有實現對野外種群進行保護的目的：黑熊、丹頂鶴和東北虎等人工馴養繁殖的“大戶”，野外種群數量近年來仍在迅速下降。因此，如果對野生動物進行商業化利用，應先對其進行必要性與可行性的考察和論證，“這是一個需要嚴肅對待的事情”。

　　“如果要利用，就該明確可以利用的情況。”中科院動物研究所副研究員解焱指出，現有關於利用的條款規定得有些“寬泛”。比如草案明文提出：因“人工繁育”等其他特殊需要，經省級主管部門批准，可捕獵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因“人工繁育、公眾展示（演）等其他特殊需要”，經省級主管部門批准，可以出售、收購和利用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及其製品。“其他特殊需要”指代含糊，實際上為違法者提供了操作空間。

　　利用需要控制，而保護的範圍，能否加以擴大？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委員周海翔認為，如果從生物鏈的角度出發，無論物種的數量是否稀少，對於整個生態系統的穩定都具有貢獻。而修訂草案開篇即明確：“本法規定保護的野生，是指珍貴、瀕危的野生動物和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野生動物。”“如果對非瀕危物種棄之不顧，整個生態系統都會遭到破壞，那麼對瀕危物種的保護又從何談起？”

　　周海翔指出，草案第一次將保護野生動物棲息地，維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推進生態文明納進了立法目的，值得讚許；不過，草案當中的一些具體條文卻出現了和這些目的不相吻合的情況，令人擔憂。

　　目前，《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草案）正在向公眾進行意見徵集，截止日期為29日。自然之友總幹事張伯駒提出，對整體或者部分條款有重大爭議的法律，應讓各方聲音進行充分表達。“鋻於野生動物保護法仍存在這麼多爭議，建議再增加一輪公開意見徵集和審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