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報道 記者青 木 丁雨晴】“默克爾必須走人!”美國《紐約時報》近日的一篇文章以“處於邊緣的德國”為題稱，德國目前的移民狀況正讓這個國家進入未知領域。文章發出警告：德國必須拋棄通過無憂無慮的人道主義來補償舊日罪孽的美好夢想，德國已站在了懸崖邊。自德國大量接收中東難民以來，默克爾——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女人之一，就承受著各種壓力。有聲音認為，默克爾應該離開，以便德國不必為愚蠢付出太大的代價。就在當下，據德國媒體20日報道，100名議員給默克爾寫信，要求其改變難民政策。與此同時，200多名難民不滿德國移民局登記太慢，起訴聯邦政府。“德國為什麼讓自己處於邊緣？這並不是默克爾一個人的錯”，一名德國學者對《環球時報》説，70年了，德國人一直在為納粹的罪行贖罪，“德國人有一種集體贖罪心理，但在一個已經和解的現代歐洲，這種心理需要新思維。”

　　“歡迎文化”是一種內心表達

　　“歡迎來到德國!”幾個月前，當難民成群結隊走下火車時，常常會出現這樣的場景：站成兩排的德國民眾，舉著標語，給難民們送上大禮包。禮包有新鮮的麵包、水果、香腸、巧克力等，也有牙膏牙刷、毛巾、衣服等日常物品。

　　《環球時報》記者曾採訪在慕尼黑火車站等地迎接難民的德國民眾， 71歲的退休百貨大樓店員約翰娜對記者説：“70多年前，我們在戰爭中給許多國家的人造成深深的傷痛。現在，我們應該以實際行動來治愈別人的傷痛。”

　　不只普通人，德國社會名流也做出榜樣。像德國金融諮詢公司AWD創始人卡斯滕·馬斯科邁爾和其妻子、德國影后維羅尼卡·費裏斯，在他們的別墅裏收留難民。他們與難民家庭共用廁所、廚房，還教難民孩子德語。就連一向以負面報道為主的德國媒體，在難民話題上也一致“堅持好消息”，比如“司機向難民問候”“戴姆勒要招難民工”等。

　　“我們自己就曾是難民”，德國《焦點》週刊稱，二戰時期，上千萬德國人被迫逃離祖國，許多國家給予他們庇護和人道幫助，現在我們應該給予回報。

　　“難民潮是挑戰更是機遇。”德國經濟界此前的預測也一片“大好”。德國僱主聯合會主席克拉默説，對於德國勞動力市場來説，日益增多的難民是一個機遇。德國聯邦勞工局局長維澤也稱，2025年德國的適齡勞動人口將減少650萬，可以讓移民填補空缺。

　　在這種樂觀及團結氣氛下，加上敘利亞小難民艾蘭的溺死事件，一向冷靜、理性的默克爾在難民政策上作出180度轉彎。她感謝對難民敞開懷抱的國民，讚揚他們是國家的驕傲;她坦言自己“被感動”。默克爾甚至擱置“都柏林條約”，對難民“敞開國門”，並一直稱“我們能做到”。

　　“默克爾當時作出難民政策的改變，是德國民眾的一種集體意願。”柏林社會和移民政策學者萊納·林德爾對《環球時報》表示，德國人一開始對難民的“歡迎文化”，不僅是“對痛苦歷史記憶的回應”，也是“數十年來形成的一種發自內心的表達”。“現在難民危機越來越嚴重，加上科隆性侵事件，德國民眾對德國的難民政策態度上有所變化。”萊納·林德爾説，但德國人的贖罪心理並沒有變。大多數民眾，特別是政府和媒體都比較謹慎。

　　“孩子對父親的審判”

　　“我叫桃瑞絲·哈雅斯，47歲。我的祖父參加了納粹德國的國防軍……我只知道史實，但對我的家庭一無所知。當我發現真相後，我感到震驚和恥辱，因為我祖父就是大屠殺的參與者。”1月4日，已近85歲的紐約市立大學歷史教授利維雅·比頓-傑克森在美國《猶太新聞》上敘述了她參加的一場活動。“當她(桃瑞絲·哈雅斯)走下臺時，我上前與她擁抱。她抱住我説，‘我是如此高興!你是猶太人，是以色列人，而你是我的朋友!’‘我還是一名大屠殺倖存者’，我平靜地説。但我能感受到我的話令桃瑞絲震驚。‘大屠殺倖存者，而你原諒了我？’桃瑞絲哭道。‘以色列需要像你這樣的朋友’，我説。”

　　70年來，德國人一直在為過去的罪行贖罪。在柏林歷史研究學者烏爾裏希·舒貝克看來，德國人的贖罪是德國與歐洲國家和解的必要條件，是德國成為正常國家的一個必然步驟。如果沒有贖罪，德國現在仍將是一個“孤立國家”。

　　德國人的贖罪行動有4大特徵。一是追究納粹時期的罪犯，1963年法蘭克福舉行的奧斯維辛審判是一個明證。德國人為這次審判準備了將近10 年，法庭參閱了4000多種文獻資料，動員了19個國家的359個證人到庭。整個審判前後持續了將近兩年，媒體全程追蹤。甚至有媒體説，這是“孩子對父親的審判”。

　　直到現在，德國的“納粹獵手”仍在追蹤納粹戰犯。位於德國路德維希堡的“納粹罪行調查中心”負責人西裏恩對記者表示，二戰期間，大約有20萬德國人和其他國家的人參與了對猶太人的屠殺。如今存活的戰犯越來越少，但調查不會就此結束。

　　二是戰爭賠償。2014年，德國政府與“猶太人索賠大會”達成一致，接下來4年將向分佈全球46個國家的約5.6萬名納粹大屠殺倖存者賠付近8億歐元。而在2011年至2014年間，德國政府已賠付5.14億歐元。實際上，兩德統一前，西德向以色列和“猶太人索賠大會”支付了總額約35億馬克的賠償金。兩德統一後，德國又向“猶太人索賠大會”支付了一筆費用。

　　這些只是德國戰爭賠償的一部分。二戰後，德國與許多國家進行了賠償談判，並簽訂了相關協議。德國《焦點》週刊曾估算，到2030年德國償還數字將達到1000億歐元以上。

　　三是不斷反思。1970年，時任西德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隔離區起義紀念碑前的一跪，震動全世界。“特別是對德國人來説，更具有時代意義”， 烏爾裏希·舒貝克説，這表明德國人不應回避歷史，要徹底解決歷史問題。當時有媒體説，“勃蘭特跪下了，德國卻站了起來。”在德國，反思歷史的節目一直在製作和播出。

　　四是多做善事。比如上世紀70年代德國接收3.5萬名越南難民。德國每年的發展援助在歐洲國家中也排名第一。

　　美國《時代》雜誌專欄作家傑弗裏·克魯格曾撰文稱，在過去一個世紀，德國擅長做許多事情，也極不擅長做一些事情。作為其早期劣行的結果之一，德國變得非常擅長紛繁複雜的“贖罪術”。對德國來説，過去幾十年無異於持續不斷的“贖罪日”。“德國作為經濟和地緣政治‘好公民’的身份，就是其贖罪的重要組成部分。德國已經獲得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