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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報記者 遊雪晴

　　盤古、伏羲、女媧、堯、舜、禹……這些名字雖然大家耳熟能詳，但他們只出現在上古時代的神話傳説中，誰也不知道歷史上是否真實存在。

　　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徐旭生曾説：“我國，從現在的歷史發展看，只有到殷墟時代，才能算作進入狹義的歷史時代。”也就是説從商代開始才被認為是“信史”，而商代之前的歷史，由於缺乏文字記載和考古的直接證據，只能從文獻保存的一些傳説裏管中窺豹。因此，中國朝代的起始點——夏朝（約西元前2146年—前1675年），一直被近現代史學界的一些專家質疑其存在的真實性。而夏朝之前的堯舜禹時代，是否真實存在就更顯得謎霧重重，成為歷史懸案。

　　然而，在不久前舉行的“陶寺遺址與陶寺文化”研討會上，與會專家確認了距今4000年前的陶寺遺址是中國已知最古老的王國都城，而且非常有可能是堯帝建立的都城——平陽。這無疑撥開了神話傳説的面紗，為人們揭露了早期中國的真實樣貌。

　　發現4000年前遺址

　　陶寺遺址坐落于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東北約7公里處，總面積300多萬平方米，差不多相當於430個世界盃足球場地、7143個標準籃球場，堪稱當時東亞地區第一大城市。

　　1978年至1985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山西原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為了尋找早期夏文化，對陶寺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發掘，主要發掘了居住址和一大片重要墓地，發掘總面積約7000平方米，墓葬1100余座。發掘獲得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工具、禮樂器、裝飾品等珍貴文物。其中最早的紅銅鑄造銅鈴與朱書文字，使學界開始認識到陶寺遺址在中國文明起源考古研究、夏文化探索等上古史考古方面的獨特學術價值。

　　據《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掘報告》主編、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高煒介紹，這一階段的考古工作，確定了陶寺遺址的範圍，明確了陶寺文化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期及文化性質，提出了陶寺文化大致年代為西元前2450年—前1900年。

　　陶寺是上古時代都城

　　然而，1978年至1985年的陶寺考古發掘與研究，未能解決陶寺是否為都城遺址這一問題。因此從1999年開始，考古學家對陶寺遺址開始了新一輪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研究的目的在於判定陶寺遺址是否是都城，陶寺文化的社會組織是否進入到國家。

　　此次發掘，發現了陶寺遺址中作為都城必須具備的諸多元素：城墻、王陵、宮城、平民居住區、手工業區、倉儲區，以及禮儀性建築。

　　據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何駑介紹，陶寺遺址顯現出清晰而齊備的城市功能區劃：宮城居城中偏北，工官管理的手工業區被設置在城內東南部，從事農業的普通居民區設置在城內西北部，大型倉儲區位於宮城外側東部。另外，城市的東南有一處夯土基址，何駑推測是觀象祭祀臺及其附屬建築，城外北偏西是祭祀地祇的“澤中之方丘”及其附屬建築。他還提到，在去年的發掘過程中，發現宮城正南門有兩條伸出去很長的夯土，推測可能是“闕”的建築基址。他解釋，這種建築類似于故宮午門兩側的雁翅樓，具有較強禮儀性。

　　此外，早期王級大墓中，象徵王權的龍盤、陶鼓、鼉鼓、石磬、彩繪木器、彩繪陶器、玉石鉞等奢華的隨葬品，與80%空無一物的平民墓葬，形成鮮明對比，顯現出當時社會複雜的等級制度、極度的貧富分化甚至階級對立。

　　陶寺遺址與堯都契合度相當高

　　這些證據讓越來越多的專家認可陶寺是目前考古發現的先秦時期功能區劃最為齊全的、具有典型雙城制模式的都城遺址。再結合相關史料和傳説的記載，有專家推測，這裡很有可能就是堯的都城——平陽。

　　臨汾古稱“平陽”，據史書記載，堯帝曾建都於此。而在這裡的種種發現又證實陶寺是一座都城。陶寺延續的時間是西元前2450年—西元前1900年，堯的活動年代是西元前2100年—西元前2000年。由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白雲翔表示，陶寺與堯都在空間與內涵上都有較高的吻合度。

　　在陶寺遺址居住區的一個灰坑內，考古人員發現一件殘碎的陶扁壺上有朱紅彩筆畫的類似文字的符號痕跡。甲骨文專家羅琨將其上的兩個文字釋讀為“易文”，即“明文”，與堯有關；考古專家馮時則認為是“文命”，同夏禹有關；後又釋為“文邑”，同夏啟有關。何弩認為，陶寺扁壺朱書釋為“文堯”二字，“堯”既有“在黃土高原上用夯土板塊建築的大城”之意，也説明營建這座大城的傑出領袖即為“堯”。陶寺城址是黃土高原上已知唯一一座用夯土板塊建造的都邑性大城。陶寺朱書“文堯”二字，可作為陶寺城址為堯都的文字證明。

　　為了進一步論證陶寺是堯都的推測，考古人員復原了在陶寺遺址中發現的觀象臺，它由13根夯土柱組成，呈半圓形，半徑10.5米、弧長19.5米，可以觀測到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20個節令，是迄今考古發掘與天文考古判定的世界最早的觀象臺，比英國的巨石陣還早幾百年。據《尚書·堯典》記載堯帝時代的天文學十分發達，而天文曆法被認為是政權的某種象徵，例如堯帝禪位於舜帝時説“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論語·堯曰》）。而在舉行禪讓典禮時，堯帝要把天文儀器親自授給舜帝：“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尚書·堯典》）。此外，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表示：“觀象臺與《堯典》中的堯讓羲和觀測日月星辰的運作，制定曆法來指導農業相契合。” 因此作為堯都的標誌性建築，陶寺觀象臺遺跡的發現是證實堯都的重要依據。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表示，後世歷史文獻記載、當地民族志資料證據、地名甚至方言等等，都共同指向堯都在晉南臨汾一帶。此外，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遺址的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

　　是否是堯都尚不能蓋棺定論

　　雖然目前的大量證據都指向“陶寺就是堯都”，但考古學家們仍然表示，目前還沒有到可以下定論的時候，陶寺與堯都之間的等號還需要更多的證據和研究。而這種研究離不開多學科的交流合作，尤其是考古學、歷史學和現代科技的結合，才能讓證據鏈更加有説服力，更令人信服。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認為，未來對陶寺遺址的研究應更加深入，進一步探討陶寺文化的來龍去脈、陶寺城址的佈局、功能等問題，加強多學科合作，將科學技術更多地運用到陶寺遺址的研究中。同時要進一步加強陶寺遺址的保護和利用，做到考古發掘與大遺址保護之間相互促進，構建一種史前考古與現代科技手段聯合攻關的學術範式。

　　雖然圍繞陶寺遺址的爭議仍然很多，但在王巍看來，這已經足以“改寫歷史”。此前考古學界一般認為，中華文明始於夏朝後期的二里頭文化時期，距今3700多年。但是陶寺考古發現表明，早在距今4200多年前，文明的幾大構成要素——文字、青銅器、都城均已出現，這標誌著那時起中華民族已經邁進了文明社會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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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寺的未解之謎

　　通過挖掘陶寺遺址，考古學家還發現，這個盛極一時的王國，在後期曾發生過一場“暴力革命”。

　　考古發現顯示，陶寺中晚期之際，宮城遭到摧毀，宮殿臺基被平毀，宮城內核心建築被垃圾溝破壞，埋入死豬、死狗、被污辱的女性屍體等，進行褻瀆。祭日的觀象臺和祭地的社壇均遭到破壞。觀象臺第三層臺基夯土臺基芯是舉行迎日儀式的處所，被挖成圓坑注入水，以水剋日火，而且還埋入戰死者的屍體，以壓勝巫術的方法褻瀆天壇。陶寺中期的所有貴族墓葬被大規模有組織地搗毀，挫骨揚屍。考古學家指出，這一系列的行為政治報復特徵顯著。然而從日用品的風格分析，延綿數百年的“陶寺文化”大體是連續發展的，也就是説，報復者與生前顯赫的被報復者，應當屬於同一群團。

　　於是新的疑惑産生了：“革命”雖然削去了陶寺社會金字塔的塔尖，但這個社會仍延續了百年左右才最後消失。在這百年裏，陶寺失去了作為權力中心的都邑地位嗎？它的社會上層在“革命”中倉皇出逃、另擇新都，因而導致陶寺的衰落，還是這處都邑接近無政府狀態，在高度的階層分化後，社會歸於“平等”，陶寺人在“共同貧困”中走完了他們最後一百年的歷程？陶寺人的最終下落又如何？這些仍有待考古學家繼續探索。